我国单位犯罪的司法需求和立法重构

在定罪上,单位犯罪认定标准虚化、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认定标准不合理、国家机关犯罪司法非罪化不理性。在量刑上,单位犯罪刑罚配置不均衡、刑罚种类单一、量刑情节不明确、裁量制度缺位。针对前述司法难题,以现行体系为基础的解释路径已经无法回应司法需求,为实现单位犯罪范围的合理性、刑罚安排以及量刑的妥当性,为破除法官实践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藩篱,应当从立法层面进行重构。具体而言,针对定罪需求,应当明确单位犯罪的本质、增设单位犯罪罪名、排除国家机关犯罪主体。针对量刑需求,应当配置均衡的刑罚、增设资格刑、明确量刑标准、构建裁量制度。     

我国刑罚体系改革的现代化坐标：以检视主附加刑模式为支点

刑罚体系改革是刑罚制度改革的基点与核心。主附加刑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应根据犯罪分层理论建立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的轻重自然人刑罚体系。独立的法人犯罪刑罚体系可以参照自然人刑罚体系规定刑种及轻重。应发挥广义保安处分制度的整合性机能,与改革后的传统刑罚体系融合为二元刑罚制裁体系。     

单位犯罪双罚制问题研究

对单位实行双罚制的理论根据不是一犯罪两主体说、内容形式统一说或者对立统一说,而是"报应刑与功利刑结合"理论.在处罚对构成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自然人的同时,通过将法人规定为一个承担责任的实体并使其承担罚金刑的责任,实现削弱自然人通过单位再次危害社会的能力.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规范存在着双罚制无法统一贯彻、刑罚配置不尽合理和对单位的处罚措施灵活性较差、刑罚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比较、反思及完善

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基本上肯定法人犯罪,只是立法模式不同、承认范围不同。比较各国法人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存在三种各具特色的范例: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前南斯拉夫范例。反观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宜从责任一体化、处罚原则、刑罚种类、单位犯罪总则条文等方面国以完善。     

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质疑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相同罪名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并不一致，这种差异违反了罪刑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追诉标准的不一致同时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借鉴国外立法模式。修改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使之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一致。     

论单位犯罪的自首

刑法修改后,明确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但刑罚制度却没有实现同步变迁,对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没有明确规定。依法理,单位犯罪应有自首制度的适用,现行刑法规定阙如,构成法律漏洞。对此问题,应先通过法律解释的途径,再通过法律修改的途径予以解决。 一、问题之提出 自首是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正确适用量刑制度,对于鼓励和引导犯罪人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从而有效地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现行刑法第67条对自首制度作了集中规定,但依通说,该条仅适用于自然人     

构筑处罚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是当前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争论的热点之一。肯定说与否定说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否定说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我国当前的刑罚体系中只有财产刑适用于法人,惩罚法人的刑罚方法单一。据此,构筑处罚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乃当前法人刑事立法的当务之急。本文拟就肯定法人犯罪为前提,对此问题作一番探讨。     

单罚制单位犯罪中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单罚制的理论基础及单罚制中犯罪单位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单罚制中犯罪单位自首的认定与处罚；单罚制中犯罪单位追诉期限的认定；单罚制中犯罪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变更以及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     

论我国法人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

法人犯罪理论的混乱导致了立法上的犹豫,处罚规定不平衡、处罚原则不统一、刑种单调、罪刑不相适应。现行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打击和预防日趋严峻的法人犯罪形势的需要。确立完整、统一的刑罚适用原则,调整我国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以适应打击和预防法人犯罪的需要,是立法者应当予以考虑的。     

法人人格的刑事否认原理

一人公司制度的引进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在公司人格、责任能力及其责任形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理念和适用的新问题。基于企业的经济学原理和契约性质，法人性质的实在说和代理人理论较好地解决了法人人格的有机组织体、独立的意思和行为的论理基础，并由此扩展到法人独立的刑事人格、犯罪能力和受刑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的原理以及单位人格的部分否定都要求对现行单位人格的刑事否认制度进行反思。在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得追究其单位人格责任。     

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念误区及其修正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构建仍然受限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实际上，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来处罚单位犯罪，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所处刑罚的合理性，其结论必然是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与理论应然状态的完全脱节。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应修正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念，基于单位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来构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     

经济犯罪立案追诉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既不是司法解释，也不是部门规章，而是一种准司法解释性文件；该立案追诉标准的制定遵循忠实、呼应、稳定、适应与操作性原则；立案追诉标准涉及的89种犯罪中，有62种既可由自然人构成，又可由单位构成；立案追诉标准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适用统一的立案追诉标准；立案追诉标准对于一些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或者无法量化的行为犯，不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对于常见多发的行为犯，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     

一人公司犯罪主体资格的司法认定

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法律制度，这无疑是我国公司法立法上的一大亮点之一。当商法学者在为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感到自豪的同时，刑法学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一人公司是否具备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自然人犯罪与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存在重大差异，对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的一人公司犯罪，如何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问题将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而慢慢凸现。一人公司在通常情况下具备法人资格，应当具备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但由于一人公司的股东本身与该公司人格极易混同，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将公司法层面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导入刑事法领域，追究一人公司中的自然人责任。     

单位（法人）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法人）犯罪的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理论解释问题即如何将产生于英美法系刑法实践的问题与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相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将单位（法人）犯罪问题与大陆法系刑法中以自然人犯罪为前提的刑法理论相协调的问题。其二，实践问题或者价值判断问题，即是否有必要通过刑罚来处罚单位（法人）犯罪以及刑事处罚的效果问题。     

刺破单位犯罪的面纱

我国刑法规定的所有具有主观故意的单位犯罪,实际上是隐藏在单位犯罪面纱后的自然人犯罪。根据法人组织体责任论,法人(单位)可以不依赖于其组成人员的存在而具有独立的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追究法人(单位)刑事责任的理论。对单位犯罪应采取只处罚单位的单罚制。     

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与处罚

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从自然人一元主体到自然人与法人二元主体的刑法嬗变,关于单位犯罪的理论准备不充分,致使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缺乏理论的指导.在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上,刑事责任分担论较为可取.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上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认定,在处罚上也应与自然人犯罪相区别.     

论法人犯罪的几个基本问题

新刑法确立法人犯罪是一大进步，但采用单位犯罪这一称谓是立法上的一大遗憾。概念的表述可以多种多样，但性质的揭示终归只能有一个。法人犯罪宜定义为法人或合法存在的非法人组织在决策机关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作者认为，法人犯罪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肯认了自然人地位的降低，一旦法人的整体行为被确认构成犯罪，法人成员即成了潜在的刑罚对象，经过法律的明文规定后，责任人员则成了现实的刑罚对象，故在我国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两罚制，事实上只存在单罚制。     

责任主义视角下量刑情节的分类

在世界范围内,责任主义与刑事政策是量刑的两大支柱。在刑事政策目的观主导下,责任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未受到很大重视,以致我国量刑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无法深入。从报应与功利相融合的一体论出发,以德、日刑法责任主义原理下责任刑与预防刑两大量刑情节体系分类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刑罚根据论及其对量刑活动的影响,可以得出:从法定刑到宣告刑,其本质是在刑罚根据论指导下将影响量刑的情节重组归类的过程。以"报应限制功利"的刑罚理念架构"责任限定预防刑上限"的量刑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责任主义视角下量刑情节的分类

在世界范围内,责任主义与刑事政策是量刑的两大支柱。在刑事政策目的观主导下,责任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未受到很大重视,以致我国量刑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无法深入。从报应与功利相融合的一体论出发,以德、日刑法责任主义原理下责任刑与预防刑两大量刑情节体系分类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刑罚根据论及其对量刑活动的影响,可以得出:从法定刑到宣告刑,其本质是在刑罚根据论指导下将影响量刑的情节重组归类的过程。以"报应限制功利"的刑罚理念架构"责任限定预防刑上限"的量刑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刍议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重构

自1997年《刑法》以总则加分则的方式全面规定单位犯罪以来,十七年过去,《刑法》的历次修改未再次涉及,这使得单位犯罪体系粗糙的刑罚配置与疏漏颇多的刑罚适用问题得不到改善与解决。面对当前单位犯罪刑罚规定中处罚原则不合理、刑罚种类单一、处罚规定粗糙混乱等诸多问题,一条从单位犯罪主体重设出发,到刑罚独立体系构建,再到罚金刑具体细节调整的重构之路应被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