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极端化视域下青少年涉恐犯罪防范策略研究——以“丹麦模式”为例

青少年极端化是指青少年群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最终在其支配下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过程;青少年去极端化即通过改变青少年的态度和信仰,使他们放弃为恐怖主义行径辩护的意识形态及其暴力极端行为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作为欧洲青少年去极端化实践的典型,丹麦将青少年极端化现象视作社会融合不充分、边缘化群体融入度不高的结果,进而在该思路指引下构筑起一套旨在防范本国青少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增进国民对传统价值认同感的去极端化防范机制。"丹麦模式"以"预防青少年极端化计划"为中心,结合相应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具有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反对一切极端主义,"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突出重点去极端化目标,"柔性"与"刚性"干预措施并重的基本特征。     

反恐视角下的极端主义动力机制研究

极端主义思想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形式,国际恐怖组织利用极端思想,迅速实现人员招募和组织的扩张。而极端思想传播的本质是个体受到极端意识形态感染,转而激进化、极端化的过程。针对个人极端化进程各个环节和不同特点,"去极端化"工作以及反恐策略应当适时调整,灵活处置;将工作成效落实到个人。     

法治视阈下宗教极端主义的中国治理

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的蜕变,在我国新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沆瀣一气,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以及内外部影响因素的,而且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更加剧了极端思想的传播。因此,可以借鉴外国治理宗教极端主义的经验,从政教关系和利益分层的角度来研究宗教问题,依据我国国情,从立法、政策、思想"三位一体"去极端化,实现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治理。     

试论《反恐法》背景下我国去极端化的法治手段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基础。在《反恐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运用法治手段治理极端主义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去极端化法治手段要遵循严格依法、保护合法、保护人权原则。去极端化法治手段的适用对象包括宣扬极端主义的行为、利用极端主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非法持有极端主义资料的行为。我国法律对于极端主义的规定主要有对极端主义的法律定义、对极端主义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定、对极端主义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将渐趋完善。     

“全球化”背景下宗教极端主义发展动态研究

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文化一体化,使文明冲突日益激烈,宗教复兴热潮在各国涌现,加快了宗教世俗化的步伐,给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在全球穿梭发展的平台,宗教"升温"使信徒自由选择的机会更加多元,给极端主义思想提供了市场,宗教"世俗化"给极端主义提供了与现代化对抗的机会,并呈现暴力恐怖化、政治极端化、信徒集中多元化等特征。以全球为视角,立足现实,掌握宗教极端主义发展动态,认清宗教极端主义,从本质、根源上遏制其发展,为宗教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全球化环境,是全人类稳定繁荣发展的关键。     

塔吉克斯坦应对宗教极端主义举措探析

宗教极端主义在塔吉克斯坦的活动呈现出活动主体多元化、活动方式国际化以及威胁程度增大的新态势。塔吉克斯坦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举措包括依法严厉打击、加强宗教事务和社会生活管理以及拓展打击极端主义的国际合作。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府政策的反效果限制反极端主义措施的效果。塔吉克斯坦去极端化的政策并未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态势。     

沙特“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北大核心

沙特非常重视"去极端化"反恐策略,其逻辑线路是通过改造极端分子的思想观念、促使极端分子回归社会以阻止恐怖主义在沙特的蔓延。沙特"去极端化"的内容包括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分为集中改造和回归社会等阶段。沙特的相关策略具有针对性强、社会辐射面宽、与"硬反恐"策略相互配合等特点,但也面临"去极端化"的思想武器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借鉴沙特的经验,国际社会需要从整体把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     

反恐视阈下试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认知——兼论佛教中存在的个别性极端现象

恐怖主义活动业已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宗教极端主义,我们在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时需要厘清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宗教极端主义的的核心在极端化而不是在宗教。同时,不能把宗教极端主义"冠名化"与特定化,反对的是一切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     

沙特“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

沙特非常重视"去极端化"反恐策略,其逻辑线路是通过改造极端分子的思想观念、促使极端分子回归社会以阻止恐怖主义在沙特的蔓延。沙特"去极端化"的内容包括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分为集中改造和回归社会等阶段。沙特的相关策略具有针对性强、社会辐射面宽、与"硬反恐"策略相互配合等特点,但也面临"去极端化"的思想武器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借鉴沙特的经验,国际社会需要从整体把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     

身份认同视角下穆斯林群体中的极端化模式比较

虽然聚居区与散居区的穆斯林群体都出现了极端化现象且影响日渐扩大,但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模式。中东穆斯林群体因外国军事存在和西方文化冲击而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威胁感知,部分穆斯林在对自我身份、他者身份和解决方案的建构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极端化转变;欧洲穆斯林群体则因处于两种身份和文化的长期割裂状态而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部分穆斯林在质疑身份和重新确认身份的过程中,因受制于持续被剥夺的现实和极端主义思想的煽动,形成了对极端身份的自我认同。只有全面客观认识穆斯林聚居区和散居区极端化模式的差异,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去极端措施。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美国监狱的行政隔离

监狱的行政隔离措施 ,一方面具有预防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具有保护性作用。因而 ,行政隔离的囚犯可分为二类 ,对于捣乱性囚犯 ,发挥预防性作用 ;对于受威胁的囚犯 ,则发挥保护性作用。始于 2 0世纪 6 0年代后期的囚犯权利运动影响了矫正系统管理捣乱性囚犯的方式 ,实践证明 ,行政隔离是处遇那些需要高度警戒囚犯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措施 ,不论他们对其他囚犯有威胁 ,还是自己处于其他囚犯的威胁之下。     

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着力点

我国有2000多个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县域经济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呢?笔者认为,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和结构,在战略层面上有以下着力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资源导向。 把县域所拥有的禀赋资源作为突破口,是发展县域经济常见的着力点。每一县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一些特殊资源,如特殊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或其它传统资源,这些加上一定的资金和劳力投入经过市场配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资源     

贵州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贵州省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惠及47.7万户、204.3万生态移民之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文章针对贵州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便实现生态移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良好的双赢。从而促进生态贵州建设,保障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办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教育主权、外方合作准则的资质和水平、收费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等。     

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其中,《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虽然主要立足于死刑案件,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未能全面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侦查取证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在发展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治党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旗帜,继续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学习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批判中的法学与法学中的批判

法学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法律现实的理论认识活动 ,不如说是一个对法律现实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批判法学彰显了法律认识过程中的审视意味 ,让人们意识到没有批判的法学是封闭和僵死的体系 ,法学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新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 ,一味的批判与普遍的否定也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复活。因此 ,对批判方法的法学应用需持谨慎而又必须予以正视的态度。     

语言中的词与言语中的词

语言中的词是指孤立存在的词,言语中的词是指进入了语境得以运用的词。语言中的词往往具有多义性,而言语中的词其词义一般是单一的。语言中的词其词义具有抽象性,言语中的词其词义则具有特指性。语言中的词的词义较为稳定,而言语中的词却可以临时具有某种意义。     

我国跨区域网络犯罪中管辖监督问题探析

随着互联网在当代的深入普及和应用,网络犯罪已然成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虚拟性、跨区域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犯罪中地域的限制,使管辖成为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中的首要解决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目前,在办案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往往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因管辖不明所带来的繁琐的行政化程序性问题。公安机关往往掌握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主动权,而随着程序的推进,检察院、法院则略显被动。当前检察机关对于网络犯罪的管辖监督存在比较大的缺位,对此,关于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不仅要从管辖制度本身进行针对性完善,更要从监督层面对其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