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权威解释模式,即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与行政吸纳社会。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对此,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新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以及“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行政吸纳服务”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服务”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集团腐败: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解读

目前研究集团腐败一般是从低度社会化的经济人假设和过度社会化的社会人假设出发,两者由于没有考虑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补充解释,从而陷入理论假设的陷阱.集团腐败是由不法交易关系联结而成的,必须将其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观察.通过分析发现,集团腐败在纯粹利益交换之上衍生出了基于互惠信任的社会交换,通过真实的社会情境建立了情感义务的人际纽带.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集团腐败受到亲缘血缘等人情要素的影响,亲密、信任与责任使得交换过程中形成互惠规范.通过互惠交换产生了横向平行与纵向垂直的关系结构,推动集团内部的权力分化进而构建微观秩序系统,最终使集团腐败成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具有总体性文化情境认知的人际联结.     

用制度培育公共行政精神

传统的行政理论主张职业主义、行政专才、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以及部门层级之间的纵向控制关系;当我们考察政府行政活动时,所关注的也往往只是行政体制、行政效率、行政人事、行政决策等管理层面的价值。相比较而言,当代公共行政则越来越强调一种以“公共精神”为内涵的“公共性”,其基本要义在于政府必须把公众的意志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行政机关通过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再分配,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确保社会成员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公平机会。因此,行政权成为一种公共服务权,这种公共权力不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     

领导干部跨越“人情陷阱”的智慧与策略

从近年曝光的腐败案件中不难发现，大部分违法乱纪的官员都栽在“熟人”关系上，人情成为他们逾越不过去的“陷阱”。事实上，人情本无错。人情是人与人之间纯粹、美好、质朴的情感。但是人情又隐含着腐化变异的风险，当她参与物质或利益交换时，那些附着在人情上的种种消极属性已然扭曲了人情的原貌。这时候的人情，其功利性、隐蔽性、诱惑性和传导性凸显，或是掩盖非分企图的遮羞布，或是覆盖在投机者设下的情感陷阱上面的伪装物和诱饵，领导干部应有所戒惧。     

论行政权力运行的变异及其制约

行政权力变异是指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偏离了公共权力设置初衷的方向,而出现的违背公共利益的现象。现实中的以权谋私、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等都根源于此。行政权力运行变异的机理在于: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失灵会导致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中的“内部人控制”;我国现阶段行政权力运行所处的环境是双轨制的“体制”漏洞为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政府无处不在、无不干预的权力经济背景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温床: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在前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极易导致权力运行的变异。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变异总体上需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建设,建立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及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约束三方面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过程实施强有力的制约与监控。     

简论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人们在权力与利益相交换时所作的投入，或者说所付出的代价。腐败是对公权执掌者非法行为的性质判断。而腐败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追逐和实现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追逐私利，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公私利益出现分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存在，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就无法避免。因此，追逐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法律思考

反腐倡廉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透过行政权力腐败的特点、根源以及我国反腐败的倾向 ,不难发现行政权力腐败因其严重的破坏性和复杂性而应成为反腐的重点和难点。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核心在于 :明确反腐斗争的价值取向 ,超脱地运用技术遏制腐败 ,从根本上实现行政权力设置、运行以及人民民主权力和权利的法治化     

“腐败”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廉洁政治的路径探索

腐败的发生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腐败机会三个要素:主观条件在于人性的不完美,客观条件在于(民众)权利向(国家)权力让渡的必要性,腐败机会使腐败由潜在可能变为现实。对于腐败的防治也需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主观因素上,构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个人伦理,并通过"职业责任伦理"将对自我与他者两种责任伦理连接起来;客观因素上,从权力伦理与权力结构两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规制,通过"权力为权利服务"理念表明权力的工具性地位;机会因素上,杜绝权力介入利益关系的机会,通过"零容忍"和"严惩处"加大腐败成本,设计具有追溯机制和预防机制的良性制度,创造廉洁的社会氛围。     

反腐败面临的文化挑战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主义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警惕“腐败文化”蔓延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     

“中介腐败”：表现、成因与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中介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或帮助行贿、在重大资产处置中造假、在招投标中出卖情报和参与非法洗钱四种。中介组织与行政权力存在依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反腐视线，监管存在漏洞，是“中介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     

寻租腐败:一种经济学分析视角

腐败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其性质是一种寻租活动。“寻租”是指人类社会中追求非生产性经济利益的活动。寻租活动的危害主要有:权力的滥用和腐化;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成员是非价值传统观和对政府合法性认同感的丧失。寻租从本质上说是权力寻租行为。在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制度“真空”的存在是权力寻租的主要根源。因此,遏制寻租腐败源头的根本措施在于制度创新。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对策

行政问责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出发,在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小政府、大社会”与廉政建设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小政府、大社会”是控制权力腐败的必由之路，也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性的选择只有在承认权力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缩小和控制政府权力的运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范围，从而把权力腐败现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下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权力观的错位。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从制度层面上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从而阻断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通道,最终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部门利益冲突的解析与防治

当前“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以部门利益冲突加大了政府机构运行的经济成本，同时加大了我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公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清及其行政监督不力是其重要原因。只有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快大部制改革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事相分离，开才能切断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只有加强公共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来消除本门利益冲突，才能防止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具有私利的主体所分解，所以，“发展和谐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正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实现政府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的必由之路。     

权力异化、权力失制与权力制约--对权力问题的几点探究

从政治体系、政治决策和政治过程这三个层面上进行逻辑的审视 ,政治权力的万能和无价 ,就像一个日常生活的普遍道理一样为人们所熟知。权力的价值在于 ,它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维系社会的构成、秩序、稳定和发展 ,也能满足掌权者自身利用社会的赋予为己所求 ,乃至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需要 ,因此权力腐败现象便成为现代政治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话题 ,本文对权力异化产生权力腐败 ,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失制以及如何搞好权力制约作一初步分析     

农村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