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视野下刑罚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礼法文化为核心,礼法文化的实质则体现为礼刑关系。在礼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深受其影响,并随着礼法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礼法文化的发展可表现为夏商周"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弃礼重法"、汉至唐"礼法合流"和宋至清"理法结合"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礼法关系的演变中产生了"明德慎罚"、"重刑尚法"、"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刑罚思想,这些刑罚思想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中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均可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     

儒家礼法结合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礼法结合精神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荀子最早提出礼法结合,而真正完成礼法结合由理论到实践过程,创立新儒学的是董仲舒。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补充和发展,礼法结合成为西汉以降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这种独特的治国之道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礼法结合之中国伦理化法律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是一部礼法结合之伦理化法律,礼法结合乃中国伦理化法律之最主要传统和特性,文章大体回顾了中国伦理化法律的发展历程,并初步阐明中国伦理化法律之"礼法结合"。最后从法律发展史、法制现代化角度谈及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荀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精华在于提出了礼法结合的设想.荀子认为要重建社会秩序,"礼"是必不可少的。在强调"礼"的重要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法"的重要意义,法律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荀子在吸收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的主张。荀子的这一主张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荀子“礼法并举”的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主要通过对荀子"礼法并举"等重要社会思想以及"礼"与"法"的互补性的叙述,道出了"礼法并举"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阐明了"礼法并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希望处于重大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的荀子的社会思想能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启发。     

浅议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以礼统法”现象

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点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即"礼法合一"。而在"礼法合流"中,礼和法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以礼为主","以礼统法"。本文试图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以礼统法"现象,阐述其发展,剖析其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礼法结合在唐代婚姻家庭制度的表现和启示

礼法合一的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最大的特点,也是中国所独有的法律文化。而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体系,反映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最为明显。在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唐律的"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正是以前礼法结合思想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一点在唐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浅析唐律的“礼法结合”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它吸收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和法律原则,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方法学领域,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部治国安邦的法典,因而成为以后各代立法的蓝本。《唐律疏议》中礼法结合的思想尤为突出,本文主要阐述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礼法结合在国内外的影响及礼法结合对当代的启示三个方面的内容。     

论韩非法治思想与君主专制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倡三者并举。但历史经验证明,仅重视"法治",并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儒家思想逐渐被重视从而走向礼法结合,这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更加有利。     

先秦礼法之争新诠——以情景中的儒家学说演化为线索

以儒家学理演变为线索,在战国子学互动的情景下进行观察,可对先秦礼法之争作出新理解。按此,礼法之争乃是战国儒家应对黄老"道法"理论强势兴起而产生的理论变化的表征,或日儒家与道法学话语主导权之争。孔子变宗周"德礼"为"仁礼"之际,老子之"法象"论与墨子之"法治"说奠定了战国黄老家道法学的基础。早期儒生错失了道法理论初创和勃兴,到战国中期黄老之学倾盈天下时,不重"法"的儒学已被边缘化了。第四代以后的儒者被迫做出应对,表现为孟子式的被动介入、《大戴礼·盛德》的主动参与和《周礼》式的超越整合。最终,具有礼法合流色彩的荀子以最大化妥协的态度融会道法学,提供了以礼统法的新模式。经历韩非的过激尝试,荀子模式最终在董仲舒那里获得了落实,至此先秦礼法之争方告终结。     

中国法制历史中礼与法的关系

本文作者认为: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人们和社会总的行为规范,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历史始终受着礼制的支配和影响,是一部礼法结合的历史。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法制历史中的礼法关系:(1)礼的概念,从礼法混乱到礼法结合;(2)礼治与法治不是水火不容,儒家并非无视法的作用,而法家也不否定礼制,礼治与法治后来渐趋合一;(3)礼对法具有支配和影响作用,礼是立法的根据,礼制规范被移植为法律,礼制是适用法律的原则;(4)中国古代的礼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总的政策纲领。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其独树一帜的特色立于世界法律文化之林。在其众多特点中,"礼法结合"即伦理性特点最为突出,其在立法方面表现为君权神授、法自君出,亲属相隐原则等;在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秋冬行刑等。     

对峙·对话·合流·和谐——中国法律思想史轨迹回顾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 ,以“礼法合流”、“以礼统法”为特征 ,经历了“礼法对峙”———“礼法合流”———“以礼统法”之漫长的文化流变。本文试图从展示中国法律思想特色之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入手 ,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思想传统 ,从而为现代法治及其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历史的借鉴。     

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

本文试提出自己关于发生在清末围绕《大清新刑律》一些条款的礼法之争及礼、法两派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对于礼、法两派的主张都应重新评价.而礼法之争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值得我们深思.     

从"出礼入刑"看德治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以德为先",强调"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出礼入刑",这种治理模式使古代中国社会安定和谐,繁荣昌盛,中国古代百姓在这种自理模式下普遍安居乐业,较少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本文旨在通过阐述中国古代德治内容,研究其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樊增祥断案

正清朝末年,国力衰弱,随着国门一步步被打开,有识之士都觉得必须进行改革改良,其中包括法律的改革。于是,围绕《大清新刑律》产生了礼法派和法学派之间的争议和矛盾,前者认为新法律放弃传统的礼法,对新刑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在这次的法律改革过程中,还有另外的反对声音,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重情理、轻礼法"的地方一线官吏。他们认为不应将法律制度化和专门     

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学范式 ——以管商为例证的现代解释

礼法关系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根本问题。每次大变局都会重新审视礼法关系,然变革初期的礼法之辩后期多转向话语之争,最终诉诸权威决断。造法变、曲法常、毁法易、无法终的自反性法律现象固然与社会结构和政法体制的掣肘密不可分。但法律缺乏严密化学术论证,所依法律思维、所用法律方法、所凭法律知识缺乏理论性也是重要原因。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必须构建发现和转化法律文化的法学范式,才能与当代中国的法治相沟通。管子的实质法学范式和商鞅的形式法学范式能为理解礼法合治传统提供一个例证式解释框架,启发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内在视角的规范化思考,也能为打开法治中国之“国情”的规范结构提供法学知识。     

是礼法结合,还是经义与法律的结合

本文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表现形式,应为经义与法律的结合,"经义与法律的结合"应该是中国法制史的一大特点,而不是"礼法结合".这是基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三个过程等因素决定的.文章认为,我们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经义与法律的结合"的命题,不仅是为了揭示历史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为了说明文化现象的隐蔽性.     

清末法理派和礼教派再评价

要对礼法之争以及双方思想有一个较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就不应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结合当时社会具体情况对礼法之争双方的思想再进行深层研究,亦可以看到许多对我国今天法制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