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工作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反贪办案中构建独立的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不仅能促使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而且有利于检察机关参与并创新社会管理,防范社会风险。检察机关应在准确把握反贪工作风险评估预警的基础上,全面、严格实施评估预警方案,提升执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上海检察机关自2011年开展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从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处置三个方面对该项工作的现状作出分析,对实践中存在的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西安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现阶段西安市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高发性、群体性、利益性、复杂性等显著特征。西安市现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尚存在着重治标轻治本、调解组织不健全、管理松散、职责不明、监督不到位、协调对接不力、工作经费保障性差、调解队伍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对此,应构建一套集风险评估机制、制度性利益受损补救机制、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工作机制与保障机制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弥补和克服现行机制的不足,提高社会矛盾化解效率。     

湖南省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调查和思考

近年来我省在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纠纷。我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策应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化解矛盾的组织领导机制;大力发展经济,构建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机制,发挥其导向作用;建立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机制,将社会矛盾化解引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构建排查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和推行大调解格局,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机制。     

农村治安问题现状及对策分析

当前,农村的各种矛盾中涉及治安问题的较多,主要原因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一些农村特点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这些问题无法可依。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应积极探索办案新机制,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科学构建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公诉环节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容纳冲突、预测风险等内在价值,通过明确和规范其适用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及完善内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释法说理等工作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网络视野下不起诉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探讨

在自由虚拟的网络空间内,网民享有充分的话语权,一个看似平常的个案短时间内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执法行为倍受网民关注。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终止个案刑事诉讼程序的执法行为,面临的风险大,网络舆情处置不当将给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造成损害。因此,在网络视野下健全不起诉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是检察机关必须直面的紧迫课题。     

执法办案精细化管理:检察机关科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精细化管理是企业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虽然不生产工业产品,也不提供商品劳务,但同样要创造社会成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故精细化管理同样适用。引入精细化管理,是检察机关提高办案质量,实现案件执法办案规范化,提升执法办案的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必由之路。在推进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精细化管理过程中,既要转变观念、完善制度、加强合作、提升执行力、科学考评,又要妥善处理好精细化与创新、高效率等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机制刍议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机构亟需转变监督观念和监督方式,有效应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工作内容和程序的改变,进一步健全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机构,更加突出以执法办案为重心,围绕刑诉法修订的内容和执法办案重点,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内部监督。     

检察管理机制改革研究——以案件管理为视角

检察机关的管理主要涉及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和检察事务。其中,检察业务管理机构及其模式选择,既是当前检察机关办案业务管理改革中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同时也是当前深化办案业务质量管理改革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高检院已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推行案件集中管理,建立“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综合考评”的执法办案管理监督机制。因此,构建统一的案件管理机制,成立“案件管理中心”,突破传统的案件管理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检察业务工作长期各自为政的状态,是对以执法办案中心的检察机关缺失专门业务管理机构的重大制度改革。     

民间法的纠纷解决方式

国家法在纠纷解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最为主要和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是在国家法的社会实效受到置疑或者难以发挥理想作用的地方,民间法就往往对权利冲突或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调整着在冲突纠纷中受到破坏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权利并保证义务的履行,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秩序。民间法通过其独特的纠纷解决机制、调整方法和以规范形式体现的乡规民约,和国家法一道构建了社会的秩序体系。     

逻辑理性在纠纷解决中的异化——以泸县公安局治安检查案为例

前店后床的事实,用现有法律概念难于定性是住所还是经营场所。法官用营业时间来界定事实性质,存在用不确定概念解释不确定概念的逻辑理性欠缺,但不能掩饰其对社会纠纷解决的实际作用。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的背景下,逻辑理性向纠纷解决妥协了,司法裁判呈现出一种调解式判决的样态。     

试论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在医疗侵权纠纷中的适用

医疗侵权纠纷不仅包括医疗事故及医疗差错等医疗过失行为给患者造成的伤害,也包括因医疗意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作为侵权责任认定和赔偿的重要依据,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因此,对医疗纠纷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于医患双方利益平衡,解决社会矛盾具有深刻意义。由于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及特殊性,医疗纠纷归责原则的选择和确立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因此,在医疗纠纷当中的侵权责任认定应当做到严格、准确、灵活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构建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瓶颈与突破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对于缓和与化解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当下构建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瓶颈在于：现行仲裁法的缺陷限制了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我国调整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实体法的不统一阻碍仲裁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适用。为构建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应修改现行《仲裁法》，扩大仲裁范围，明确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建立科学的医疗纠纷仲裁机构，为医疗纠纷仲裁提供组织保证；统一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立法，为医疗纠纷仲裁提供实体法基础。     

关于我国治安调解制度的社会学思考——以科塞的功能冲突论为视角

任何一种社会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冲突现象,治安调解工作即是针对一定的社会冲突(民间纠纷)而采取的处理方法之一。以社会学的特定角度(科塞的功能冲突论)为切入点,从治安调解工作的发生背景、类型特征和社会学对策,试图对完善治安调解制度做出新的理论探索。     

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衡量因素和判断标准

面对目前我国行政纠纷和矛盾不断激化的现实，必须认识到行政纠纷的不可避免性和适度纠纷的社会整合功能。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对我国现存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运行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影响行政纠纷解决的各种法社会学因素，如社会力量对比、冲突主体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度、裁决主体的权威性、代价及公众满意度等。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确立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衡量因素和判断标准，具体来说，客观方面包括独立性、对抗性、时效性、公开性；主观方面包括尊严和信任。     

论新时期我国城中村治安纠纷的正当解决——以建设和谐警民关系为视角

城中村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基于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和城乡二元化社会管理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城中村的村民既生活在城市的街道中,又遵循着乡村的生活法则。二者统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又蕴藏着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引起城中村治安纠纷的纷扰与多发。笔者认为,新时期我国城中村治安纠纷具有高发性、突发性与群发性的特点,治安纠纷解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当是化解矛盾,而不是制造斗争。通过促进治安纠纷的合意解决,以实现城中村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这应成为建设和谐警民关系的基本思路。     

对“环境侵权”基本问题的法律思考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以及人们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有关环境问题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但由于我国环境方面的立法存在不健全之处，从而导致许多环境纠纷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致使污染受害者的合法环境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进而使矛盾激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探讨如何树立环境权观念以及确立环境侵权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法视野下的治安调解

治安案件调解作为结案的一种方式,对于平息当事人的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治安调解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要课题。结合我国的国情民情和治安纠纷案件的特点,探讨民间法引入治安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得出将民间法引入治安调解是破解当前治安调解难题的一种新的路径。     

震后恢复与重建中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恢复重建活动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法律关系变更导致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震后恢复重建活动要高度关注权力与权力关系变更、权力与权利关系变更以及权利与权利关系变更三类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关于法律关系变更制度的规定不系统、不规范，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才能解决本来应当由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的震后灾区各种法律关系变更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因此，要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灾害保险法》等等法律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关系变更制度，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加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