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

非法证据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对于非法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以及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 ,采用违法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由于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整个非法证据问题的核心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非法证据均指狭义界定 ,其外延限制为两类 :一是非法的言词证据 ;二是非法搜查、扣押所收集的实物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 3条从正面规定了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     

论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材料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制约非法证据材料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相同。必须确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材料排除规则,以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促进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适用之探析及构想

一、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界定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指违反法律程序,以非法的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原则。即司法机关不能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非法证据的大致范围包括: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按照非法证据种类和多元利益衡量法的双重标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但是要降低证明标准并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前审查和法庭审理四个阶段中建立起检察机关、法院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构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且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制定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言词证据"非法性"的提出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逐步构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规范实证角度的探析

从规范、实证的角度予以观察，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指的非法证据仅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即”非法取得证据”。对该种证据我国法律规范中采取原则排除加例外、严格排除和相对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从法律体系的规范层面来看，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未形成多层次的证据法律体系，在基本法律这一效力层面有待进一步突破。该规则在行政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还远远不足，有待司法人员更深入、更大胆、更多地将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论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规则跟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样在现代社会具有重大实际价值。对国外相关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规则展开评介,认为德、法等国的利益权衡说更加符合我国实际。在排除范围上,私人获取言词或实物资料系通过私刑逼供、残酷精神压迫、长期人身羁押等严重侵害他人宪法赋予的基本权益之极端方式完成的,除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正当行为或非法证据排除特殊除外范畴外,一概均不承认其具备相应证据能力;同时规定非法私人刑事调查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流程及特殊除外规定。     

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路径选择——兼论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依法行政方略

公安行政执法权力的良好运行需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背景下,实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整体框架并未搭建,具体规则亦有很大欠缺。应统一行政瑕疵证据的认定和补正规则,以完善公安行政非法证据制度体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为内容建立明确的行政执法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将自由心证规则引入行政法领域。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初步成效与问题━━对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调研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实施以来,在违法行为整治、警察权力规范等方面初步显示出其法制效力。但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治安处罚、民警执法、传唤未成年人证人和通知家属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待《公安管理处罚法》的完善。     

论“死法”

立法者基于政治精英的功利观念,凭借对话语权和立法权的垄断,意图将精英群体的理性和逻辑转化为社会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理性本身的非完美性,以及国家因身兼立法、管理两职的角色冲突,加之人类本性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立法者的理想化设计往往遭到现实无情的否定,诸多逻辑化的法律成为空具形式的"死法".死法"最严重的恶果并非在于不被遵守,而在于不被信仰.法律丧失了应有的指引、评价功能,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以法律为标准进行逻辑思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是诉诸与国家博弈的实践经验."死法"个别化的复活又助长了权力寻租的产生.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的理性分析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对其理性的思考有利于探讨国家干预市场模式。分析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理性主义的本质及其法律内涵,在对经济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法之"国家干预"行为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应辩证地统一于社会本位原则。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人权价值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证据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是证据法学科学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权保障的机制化需求。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不仅是《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也是人权保障建设在刑事程序法上的职能延伸。本文通过对此次立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解读，进而探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人权价值基础．从而揭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人权保障机制建设的作用和功能。     

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规则——由泸州遗赠纠纷案谈起

民法基本原则是具体法律规范的指导,具有补充具体规范不足的作用。但在具体案件中,只有在没有具体规范或适用具体规范有冲突时才直接适用基本原则处理案件。四川省泸州市两级法院在对著名的"遗赠纠纷案"的判决中都以"违反基本原则"为根据认定遗嘱无效。该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法律秩序,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依法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论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面临困境,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在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始终未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目的:不得以侵害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取证。以此为中心判断派生证据的先天瑕疵是否为实质性瑕疵,再进行利益衡量确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构建庭前会议与庭审中心“阶层式”证据审查制度,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起到推进作用。非法言词证据的派生证据应绝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派生证据采取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并行的方式。     

对经济法责任的应然分析

经济法责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需要在新的视野和新的法理背景下展开分析,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以及“角色决定责任”的规则应予优先考虑。经济法责任由经济法所作用的社会生活领域、经济法调整的宗旨和价值追求、经济法主体的权义结构以及经济法主体违法行为的表现形态、性质等内在要素所决定,有其特定性。经济法主体依据角色、行为与后果的不同关联,各自承担不同形态的法律责任。     

“开瓶费”现象的法律思考

“开瓶费”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我们可以从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不能笼统地认为酒店收取“开瓶费”合法与否，应结合“开瓶费”这一格式条款的作出主体、酒店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否违反了价格法的强制规定等具体分析。我国应完善相关立法，对“开瓶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