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中的程序性制裁及其路径选择

程序性制裁是规范侦查行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未成年人刑事侦查阶段,程序性制裁更具特殊价值,它彰显了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的独立性与正当性,有助于遏制侦查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并有利于弥补实体制裁之不足。而在侦查实务中却存在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违反法定程序诉讼行为制裁机制的缺失,司法资源有限和绩效考核机制不科学等实践局限性。完善程序性制裁路径,需从违法性宣告到渐进式制裁:首先需扩大非法证据排除在侦查阶段的适用率,其次是实体与程序性制裁机制的渐进式融合,再次需合理分配有限的司法资源,并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从而通过程序性制裁达到规范和约束侦查行为之目的。     

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探析

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查明和证实。此种情形下,如对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不加明确,必然导致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论原因自由行为引发案件的侦查

和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的证据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我国对原因自由行为没有立法规定,理论研究也不成熟,致使侦查员在侦查阶段对和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的证据收集不够全面,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质量.对原因自由行为应该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和手段进行侦查,在普通案件破案后,应该继续认真、细致地完成后续侦查工作.侦查人员可以不深刻理解原因自由行为在刑法学理论中如何归罪,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应该知道和原因自由行为有关的侦查要点.     

浅谈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研究

违法侦查行为的存在历史久远,几乎伴随侦查的出现而出现,甚至更早。当今犯罪行为日益猖獗,使得世界各国纷纷赋予了侦查机关广泛的侦查取证权力。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七种主要的侦查取证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实际采用的取证手段远远不限于此。近些年来,公众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刑事执法尤其是刑事侦查活动。在充分肯定侦查机关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在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作出业绩的同时,对一些违法侦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也不断涌现。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侦查人员的素质不高,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制度层面。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分析——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主要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法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看,我国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基础,以防止冤假错案为目标,以审前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为审查重点;优先适用办案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的最后保留手段等。为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顺利实施,需要立法明确:侦查人员出庭时的证人地位,并规定与普通证人不完全相同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规定当庭证言与"情况说明"不一致时的证据取舍;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权利。为减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阻力,需要做到:完善配套制度,充分体现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合作原则的精神,取得侦查机关的支持;加强对侦查人员出庭知识的培训,提高侦查法治化的水平。     

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看我国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也是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要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必须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化是较好的切入口,也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     

完善侦查讯问制度之思考——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为借鉴

近年发现的一系列冤案错案,无不与刑讯逼供、非法证据被采信直接相关联。要避免或者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可以借鉴我国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完善在侦查阶段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归案后的侦查讯问制度,如讯问之时间限制制度、辩护人在场制度、不得自证其罪制度等,完善特殊讯问对象之规定制度、录音录像制度、讯问主体之告知制度。     

论抗辩式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不同于审问式诉讼模式,抗辩式诉讼模式是"当事人控制的事实发现模式",其核心是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模式直接反映刑事诉讼活动对人权保障目的的落实情况。应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构建符合我国刑事司法语境的抗辩式侦查讯问制度,使被追诉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与侦查人员进行"平等对话"的空间。基于此,我国当前的侦查讯问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以现行性侦查模式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有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由于新法条颁布的时间较短,这项制度尚属新鲜事物,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予以细化作为该制度实施的参考。尤其是在现行侦查模式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实践中该制度仍然存在不足和亟待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遏止刑讯逼供从“心”开始

刑讯逼供现象久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人员的心理问题.心理外因多为不可控因素,心理内因起主导作用,从心理内因入手,深入分析,寻求对策,是遏止刑讯逼供的治"本"之道.如果每个侦查人员都能矫正不合理认知,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保持心理健康,从"心"做起,从"我"做起,杜绝刑讯逼供便指日可待.     

经验型侦查决策与科学型侦查决策权衡研究

侦查决策是侦查人员在具体的侦查实践中,设定侦查活动的具体目标,对已掌握的情报信息和可采用的侦察方法、措施进行分析,确定侦查活动实施方案的过程。从风险效益的角度,根据经济模型来构建出一个有效权衡经验型侦查决策与科学型侦查决策的模型。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小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程序性制裁：我国刑辩律师权利的体制保障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得以尊重既是珍视人权的体现,也是现代诉讼构造的要求.为避免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被告人之权利不致落空,律师权利就必须得以切实的保障.因为律师权利得以实现是被告人之各项权利得以落实的最重要保障因素.我国刑辩律师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遭遇的尴尬已为人所共知.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律师权利缺乏保障,当中又主要是因为缺少程序性的制裁机制.因此,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建立便成为了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对刑讯逼供的理论探讨

本文从几个新的视角分析了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刑讯逼供是审问式诉讼的必然结果,也是特定角色之间--案件直接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间固有的矛盾体现.提出控制刑讯逼供须尽早确定无罪推定原则、证据排除规则,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改革我国的公安人事制度,改变现有的侦控完全分离的模式,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执法监督和制约机制.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立法缺陷与制度重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存在缺陷,证人出庭效果不佳。建议通过完善证人应当出庭的前置条件,确立有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明确拒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通过增加罚款、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力度,重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略论几种常用的侦查谋略

由于犯罪案件数额较大、犯罪案件错综复杂与有限的侦查资源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侦查人员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适当运用侦查谋略实属必要。在侦查对抗中,侦查主体须针对不同案件、情势,灵活选用各种具体的侦查谋略,常用的侦查谋略包括攻心夺志型侦查谋略、诱导型侦查谋略、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迂回型侦查谋略等。侦查人员欲在侦查实践中正确、有效地施谋,须先从概念、原理、运用情势和要领等方面,对这些谋略作一定把握。     

岗位核心能力视野下的侦查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侦查岗位核心能力是指侦查人员从事刑警职业和胜任侦查工作岗位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关键能力,而侦查人才培养是侦查人员岗位核心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当前,我国侦查人才培养存在诸多问题,基于岗位核心能力视野,探寻校局共建的办学模式、确立复合型侦查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侦查人才培养方案、丰富侦查教学内容体系,创新侦查人才培养方法、构筑侦查本科教育"双导师"制,以及构建侦查人才师资团队是创新侦查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路径。     

侦查历史研究的语境分析

侦查是在一定诉讼制度与理念之下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因此,侦查的产生与发展以犯罪的出现与存在为前提,与特定的诉讼形态密切相关。侦查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弹劾式诉讼模式下侦查行为的产生与存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专门侦查阶段与侦查机关的出现,到现代刑事诉讼模式下侦查制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