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合法性困境及出路

社会企业是一个新兴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合法性是关涉社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要件,对其合法性的论证有助于推动社会企业的规范性发展。本研究在社会企业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分类框架下,从政策、行政、法律和社会认知的层面考察其外部合法性困境,从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组织权威、运作机制的层面考察其内部合法性困境,在此基础上析出社会企业合法性机制获得的路径选择。     

非政府组织形象设计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已蓬勃发展起来,如何提升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形象,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内部人员协调沟通,增强组织内聚力及认同感,精炼内部形象;加强外部宣传,获取公众基础,锤炼外部形象;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赢得政府的理解支持与尊重,获取合法性基础。同时本文涉及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发展的条件分析。     

差异性互补:我国社区基金会合法性获取的比较研究——以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基金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合法性是社区基金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研究对社区基金会合法性研究不足,特别是在合法性程度及获取策略与社区基金会发展路径关系方面。鉴于此,通过对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与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文化合法性及实效合法性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两类社区基金会合法性获取呈现出差异性互补的特点:一方面,两类社区基金会合法性程度差异性较大,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张力;另一方面,两类社区基金会具有一类层次化程度较强而另一类层次化程度较弱的趋势。此差异是由承认主体价值期许的多元性而引发,影响到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路径,呈现出的互补特点恰好能为我国社区基金会路径再造提供条件。     

青少年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的建构功能

青少年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建构功能。其表现在提供了主要的人力支持,使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首先在青少年群体内获得合法性,为其进一步在其他社会群体内争取合法性奠定基础;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从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做出贡献;提供主要的暴力支持,从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建构权力基础。要想根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做好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分析——以A社区慈善超市为例

作为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作为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慈善超市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城市纷纷涌现，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以A慈善超市为例，试图以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分析为视角进行剖析，以期对探讨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有所借鉴。     

重大危机中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力量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丑闻"激起了公众对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问责,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信任危机再一次被激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来考察,红十会机构改革、重塑组织形象的根本议题在于理顺政府部门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官方合法性与民间合法性约束效力严重不对等格局。调适两种合法之间的张力是释放和激活此类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这其中政府机构赋权与放权并重是根本。     

关于社区警务理事会若干问题探讨

社区警务理事会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防群治工作的全新模式。其性质属于民间组织,具有组织性、公益性、自治民间性、自愿参与性和非营利性五大特征。社区警务理事会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应从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和逐步建立及完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两个层面来解决。社区警务理事会的发展取决于其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因素,应从名称、人员组成、经费来源三个方面不断完善社区警务理事会,以全面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推进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合法性探究及其现实思考

本文对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的合法性，包括其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探究，即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管理以及与政府关系上的特点。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行业组织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合法性探析

合法性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 ,其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利益取向、理论、组织方面的特质赋予其执政的能力和资格 ;作为我国社会共同利益的政治代表者和实践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获得了有效性的基础 ;我国近现代政党关系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合法性提供了又一合理的注解。     

悖论与困境:志愿者组织合法性问题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机制是理解和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重要分析视角。我们在对志愿者组织进行调查和案例分析后发现,"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和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破解志愿者组织面对的"合法性"困局的关键,在于统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调整制度环境和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长效激励机制。     

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治动员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对执政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现。要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动员的实效，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增进人民价值观念的认同；提高执政业绩，增加对人民的吸引力；着力解决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减少消解执政合法性的阻力；加大反腐力度，赢得人民内心支持。     

公共决策合法性证成——论复兴同意的审议民主之想象

在林林总总的政治学说中，合法性理念是一个久谈不衰而且常谈常新的话题。一项公共决策做出之后，国家何以拥有权力强制公民服从决策结果，公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服从公共决策的结果呢？这便是合法性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要采取规范的研究路径来阐释同意是合法性的归依。相对于自由民主中同意的危机来讲，审议民主复兴了传统同意理论，担负起拯救合法性的重任。     

组织合法性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脉络分析

作为新制度学派的核心本质及最重要的行动逻辑,组织合法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在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下,界定了组织合法性的概念及构成维度,指出合法性不仅源于社会规范、准则及公众认知的压力,同时也是组织发挥能动性,将其看作一种资源来提升社会绩效的过程;而后依据合法性概念的不断深化和演进,通过文献梳理,本文详细分析了组织合法性在管理领域的研究脉络,得出了以合法性模仿导致的组织趋同研究为主线的制度视角和以合法性在企业创业、战略联盟、环境管理等应用性研究为主线的战略视角;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建议以充实和完善由理论驱动的组织合法性研究。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权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略对策。只要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真正实践和实现“三个代表”,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潜在政治合法性威胁将自然消解。     

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之考量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统治在正当性上滞后于时代发展和公民要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必然路径选择是顺应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倡导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和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为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应普遍发展协商民主,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化解。     

地方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职能

界定地方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职能,不能脱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仍然处在初始的发展阶段,其面临的问题可归为内部和外部两类问题.现阶段地方政府应强化引导示范、宣教培训、制度供给、规范管理和健全市场环境等职能.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