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组织合法性的二维分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

组织合法性是认识和理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和服从的状态。这种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前者称为内部合法性，后者称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以兼真公共服务和合作经济综合功能的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以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为分析工具，从组织内部合法性和组织外部合法性两个纬度分析这样一个自发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策略。     

悖论与困境:志愿者组织合法性问题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机制是理解和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重要分析视角。我们在对志愿者组织进行调查和案例分析后发现,"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和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破解志愿者组织面对的"合法性"困局的关键,在于统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调整制度环境和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长效激励机制。     

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中国基层执法中的相机选择:从策略赋权到话语使用

在基层执法领域,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的推诿、执法队伍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冲突,都是相关主体对于行政执法权采取相机选择策略的结果。既有研究局限于末端执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将执法机构的权力配置视为"默认设置"项,忽视了初始权力配置对于执法策略选择的影响。行政执法权的选择性执行包括垂直互动关系中执法权的选择性下放,水平互动关系中执法主体间的选择性协同,以及政社互动关系中执法队伍与相对人对合法性话语的选择性利用。在垂直互动维度上,乡镇政府的赋权诉求与县级执法部门的控权惯性共同塑造出权能有限的乡镇综合执法机构,从而为基层执法权的运行设置了初始条件。在水平互动维度中,受制于条块结构约束和政府科层制特性,不同执法队伍之间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协作机制,促使横向执法协作流于形式。在政社互动方面,党政体制所依赖的两套合法性话语,即伦理化的"人民政治话语"与理性化的"法制话语"之间的张力,塑造了乡镇执法权的名实分离取向,是文明执法诉求与暴力抗法实践两张皮现象的结构化动因。对于基层执法领域相机选择的三维互动分析,突出强调了初始权力配置与党政体制合法性话语对执法行为的重要影响,可以拓展和深化现有的基层执法行为研究。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释读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辩证综合地修正和重构了合法性概念 ,并且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他的合法性理论结构宏大而又紧密联系实际 ,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分析的理论典范 ,也是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理论支点。同时作为一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仍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和不足之处。     

合法性生长的土壤:共产党执政体系的社会基础

政治合法性关涉政治制度的尊严,社会转型对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挑战.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面对社会转型导致的合法性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遵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通过明确定位、活跃组织、开放空间、宣传动员等途径,催生新型社会结构中的合法性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社会企业:合法性困境及出路

社会企业是一个新兴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合法性是关涉社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要件,对其合法性的论证有助于推动社会企业的规范性发展。本研究在社会企业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分类框架下,从政策、行政、法律和社会认知的层面考察其外部合法性困境,从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组织权威、运作机制的层面考察其内部合法性困境,在此基础上析出社会企业合法性机制获得的路径选择。     

政绩与执政党的合法性

政绩作为执政党对民众承诺的反馈 ,体现了执政党为民服务和为民谋利的活动及取得的业绩 ,关系到执政党能否保持合法性。虚假政绩会导致执政党陷入合法性危机 ,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政绩会使执政党的合法性陷入困境。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人为本 ,务实、可持续、全面的政绩才是保持和巩固执政党合法性的根本。执政党必须不断创造更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赞成的政绩 ,从而不断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     

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探析

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撞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容纳民众的参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形成的合法性,则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过分倚重于意识形态、过分倚重于有效性以及带有明显的人格化取向。如何克服这些弊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条可能性路径。     

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合法性探究及其现实思考

本文对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的合法性，包括其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探究，即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管理以及与政府关系上的特点。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行业组织提出了相关建议。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构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兼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广泛的民众支持率和各项事业的推进力.根据现代政党的实践,构建合法性基础应当关注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政绩认同和利益认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构建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指南.     

困境与超越:民间微公益项目合法性问题研究

合法性问题是阻碍和制约中国民间微公益项目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本研究对新浪、网易、腾讯等5大网络公益平台上504个微公益项目的合法性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中国民间微公益项目主要在项目执行、专职人员管理和志愿者组织方面存在合法性问题,其中项目执行方面的合法性问题尤为突出。而破解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调整微公益项目与制度环境、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民间微公益项目的合法性发展找到持续有效的解决方案。     

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转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多元和冲突,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淡化弱化。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思想引导与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是党和国家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逻辑机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要全面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就必须把握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从整体上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本文从政党执政合法性理论及其社会系统论的角度 ,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逻辑机制 ,指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和根本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先导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本质和归宿。这三者的理论综合 ,构成了新世纪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构成了我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它既符合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任务的要求 ,也适应了党执政合法性现代结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