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事调解取代刑事和解

当前，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有其致命弊端。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刑事调解的实行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刑事和解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适用

刑事和解即被害人与加害人采取和解协议的形式来处理刑事纠纷。恢复正义理论构成了西方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有其可行性,刑事和解成分存在于我国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我国的刑事自诉程序中,当代中国存在刑事和解的社会需要和一定的实践基础。要在中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改革方面应考虑下面四点:适用范围上应以自诉案件为突破口,逐渐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机成熟之后,再扩大到暴力性犯罪等案件;取消被害人的刑事参与权,加强刑事和解的地位,将刑事赔偿作为一个中心构建新的和解制度;将法律依据定为被害人是否谅解犯罪者、犯罪者有没有进行赔偿等;充分发挥社会调解作用。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以恢复性正义理论为基础,本质地体现了契约自由的理念,能在被告人、被害人和社会和谐三者之间达到整体的正义,并能提高诉讼效率,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我国存在适用该制度的土壤,推行刑事和解制度首要前提是掌握其价值并进行准确定位.     

刑事和解实例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如果刑事和解权力被滥用,则容易滋生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为了防微杜渐,要从法律制约、程序规范、人员素质、内部自纠、互相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制度"牢笼",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从而严防刑事和解权力的滥用。     

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是我国刑事法学界的焦点问题。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背景,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适应性以及在我国如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中当事人诚信问题分析

刑事和解提议之时和刑事诉讼处理结果形成之时是刑事和解程序中诚信危机的两个关键节点,由此可以将刑事和解程序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段.刑事和解中当事人失信行为的成因与失信问题的防范应该结合关键节点和时段进行,通过制度约束特别是和解程序内的制度机制促成诚信、防控失信.     

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享有救济性的权利和程序参与的权利。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由对抗到合作的转变,为被害人诉讼中心地位的复归创造了先决条件,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一种新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不利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因素、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加强刑事和解制度自身的完善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及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对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促进加害人再社会化等起着重要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但是新法中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从完善立法、配套制度和被害人保护等方面来构建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以广东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践为样本

随着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生效实施,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经验的制度实践,公安机关刑事和解成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对广东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践的实证分析表明,作为地方经验的制度实践与作为特殊程序的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存在潜在的冲突。公安机关所处的诉讼阶段与职权特点决定了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既具有独特的优势,又存在相当的法律风险。应在正确理解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公安机关刑事和解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专门化且具良好衔接性的公安机关刑事和解机制。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以恢复性正义理论为基础,本质地体现了契约自由的理念,能在被告人、被害人和社会和谐三者之间达到整体的正义,并能提高诉讼效率,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我国存在适用该制度的土壤,推行刑事和解制度首要前提是掌握其价值并进行准确定位。     

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逐步落实，刑事和解制度也在进一步探索之中。应尽快统一刑事和解程序，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实现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公安机关要主动接受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过程的监督，建立健全刑事和解的联系、协调机制，加强部门间的沟通配合，加强对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管理，完善内部执法监督机制。     

刑事和解的理论支持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一项具体举措,无论是在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刑法谦抑性,适应行刑社会化、个别化、轻刑化发展趋向,还是在加强对犯罪人的改造、维护被害人权益等方面,均凸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由于刑事和解在我国并不是一项成熟的制度,不但理论上人们观点各异,实践中的作法也各不相同,这也使刑事和解屡遭诟病。鉴于刑事和解受到的诸多质疑,深入研究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近年来广泛关注和争论较多的刑事司法制度之一,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缺点和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复杂因素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一定的摩擦。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其适用范围、具体操作和制度监督等多方面予以探析,为刑事和解制度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若干思路。     

刑事和解的概念探析

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创新近年来成为各界研究的热点,但对于刑事和解的概念学者们莫衷一是。本文无力对刑事和解下一统一的定义,仅通过将刑事和解与其相近概念进行辨析来描绘刑事和解的概念轮廓。     

刑事和解的理论解析

理论基础是刑事和解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国外,美国犯罪学学者约翰·R·戈姆提出的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已经获得普遍的共识,成为学界的通说。在我国,由于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时间相对较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此,对其理论基础作进一步的解读是不无意义的。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生效要件

新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当代中国在和谐社会命题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体实践和立法进程的功利产物.刑事和解因为兼具私法(契约)与公法上的效力,所以分析其生效要件亦应从私法与公法两方面着手,构建出主体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加害人真诚悔罪、被害人自愿、适用范围合法以及签订和解协议书等5个刑事和解生效要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核心就是刑事案件的侦查,在侦查阶段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没有存在的法律空间,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权不符,并容易导致公安机关权力滥用。但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并有其自身的优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法律上的障碍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目前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主要是侵犯个人人身和财产法益的犯罪、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的轻罪案件,以后可以扩展到严重的刑事犯罪。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和解不能忽视调查取证,应注意对话基础上赔偿协议的达成,同时也要改变和完善目前的执法考核指标体系。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应构建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为社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思维。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在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合法性,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程序、和解效力等内容作了专章的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对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节约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当前该制度仍面临范围过窄、协议效力不明确、缺乏刚性条款和可操作性程序等问题。应以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分析立法现状及执法困惑,端正公安机关执法理念,厘清相关法律概念,明晰和解协议法律效力,探索有效规范执法和完善和解程序,推动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探索

刑事和解是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司法效率、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挽救教育犯罪人的需要。我国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观念和法制基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当充分考虑刑事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