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遵循法治思维,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要进一步加强道德滋养法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治安综合治理。     

公众参与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重庆市江北区实践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鼓励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探索出一条以"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为特征的协同治理之路.本文以江北区为案例, 探讨基层政府推进社会协同治理的做法、价值与经验.     

以社区治理创新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

<正>要紧紧围绕增强改革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和提升服务能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创新,努力以社区治理创新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使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社会治理凸显出一系列新特征:更加重视权利保护,人民群众在基本民生方     

浅析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逻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表明社会治理应是扁平化、网络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式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柔性管理,而不是强力管制。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所体现出的一些理念即多元主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社会化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等等,也是统一战线历来就存在的思维理念和工作职能。因此,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     

“四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强化系统治理，要系统性优化国家治理的价值机制、组织机制、制度机制、技术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高效转化。深化依法治理，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持续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以法治方式提高治理规范性，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稳定转化。发展综合治理，要将综合治理理念制度化、法治化，以党政主导吸纳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拓展治理工具、机制以综合施策，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协同转化。升华源头治理，要以预防预见性治理推进关口前置，以前瞻适应性治理构建长效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持续转化。     

关于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认识与思考

当前,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繁重,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应当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紧紧抓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核心任务,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整体推动各项公安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习近平公共治理思想探析

治理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意味着对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和创新。公共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概括凝结,是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其以符合中国国情、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实现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内容涵括政党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系统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继我国"四个现代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折射出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发展特色。     

建设“四好村居” 探索乡村治理新路

<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近年来,盐城市盐都区立足区情实际,深入开展"四好村居"(社会治安状况好、信访诉讼秩序好、乡村环境保护好、公共安全监管好)建设活动,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化解,村容村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系统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科学总结以往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与时俱进地丰富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许多新决策新部署,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提供了行动遵循。     

更好地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正>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建设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意味着在社会治理的诸方面和全过程中,都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强化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立法和制度建设是前提     

文化礼堂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范例

四年来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上作出了走在前列的创新探索,以来自浙江乡村大地的社会实践,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2013年至今四年来,从试点先行、全面推开,到提质扩面、打造品牌,截至2016年底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6527家。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江苏从五个方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近年来,江苏省从加强协同治理、依法治理、创新治理、高效治理和危机治理等五个方面入手,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向市场、社会和基层放权,推进协同治理。一是逐步厘清部门权责边界。在2009年机构改革中,省政府减少厅级机构4个,省辖市政府撤销副局级以上实体机构117个,县级政府撤销副科级以上实体机构901个。2014年省政府组成部门和部门管理机构又各减少1个。     

努力建设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浙江

正建设平安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到今年刚好是10周年。10年来的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建设平安浙江是我省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是谱写好"中国梦"浙江篇章的前提和保障。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系统总结建设平安浙江的实践经验,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努力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浙江。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让依法治理和柔性约束相得益彰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还要求"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实现依法治理和柔性约束互补,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应有之义。以法治求解社会治理难题,无疑是当下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     

扎实有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伟大宣示鼓舞人心,浩荡征程再启新局。10月28日至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从道德与法律关系看社会治理

道德和法律对于治理国家、建设社会都是很重要的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依法治理更要强化道德约束。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看,法治是标,德治是本。社会治理要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这样才能使社会治理效果有更高层次的提升。     

网络空间中的极端主义:主要类型、诱因与治理

网络空间中的极端主义是在传媒格局演变和互联网技术赋权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等表现类型,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侵蚀和认同建构、群体极化和网民信息素养缺失、不公平感和名誉心理以及互联网技术赋权等,是网络空间中极端主义产生的重要诱因。治理网络空间中的极端主义,不仅需要加强引导,更需统筹依法治理、协同治理、技术治理,形成完善的综合治理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