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愤因素的冲突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左右,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能与不能”、“当或不当”之论争

民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众诉求.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以“民愤”或“民怜”(亦称“民情”)的形式介入司法活动,这在一些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的“舆论杀人”、“媒介审判”只是一种表象.“民意”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方可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当前应协调司法与民意的...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民愤与刑事司法

法律,国家稳定的基石,法治的根本;民愤,只不过是一种民间情绪而已。从表面上,法律是法律,民愤是民愤,二者似乎毫无关系。但从最近的许霆案,到张金柱案、黄静案、刘涌案、佘祥林案,邱兴华案等案件中可以看到,民愤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意无意间成了左右审判,铸造冤案的祸因之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不怪乎有人质疑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重新审视刑事司法中的民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论传媒与公安刑事执法工作的冲突与协调

传媒是公众行使言论自由权的重要途径，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对传媒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传媒舆论监督也能够促进公安机关公正执法，但传媒监督一旦超越一定限度，就会引发冲突。传媒与公安刑事执法二者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双方可共同建构良性的互动机制。为此，公安机关应提高对传媒监督的认识，制定和完善刑事执法信息公开制度。传媒应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尊重公安司法工作的特性和规律。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刑事自由裁量权,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要与要求.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其负面效应在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决定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正确衡平法律价值冲突;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刑罚的差异化需要;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促进法律良性健康发展.而法官的个人因素、法律规定的明确程序、法院内外部的体制因素、社会舆论与民愤等则是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因素.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途径有三:一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运行机制,二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约机制,三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检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