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税收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冲突

税收优先权是保障国家税收的一项重要制度;担保物权则保障了债权人利益,提高了交易的安全。当一项财产既是税收优先权的对象又是担保物权的对象时,税收优先权和担保物权便会产生冲突。本文通过对这两项权利的历史渊源、意义和理论基础等进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税收优先权与抵押、质押的冲突应以实证研究来判断谁更应优先,同时应完善我国的欠税公告制度;其次,税收优先权与留置权冲突时,留置权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最后,让更多法律人参与到税法的立法和实践之中是才解决冲突的最根本途径。     

小学生被马蜂蜇伤致死林木管理者承担相应责任

2007年10月19日下午，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某小学校学生晓辉（以下均是化名）与四名同学一路回家。当他们走到李渡镇两桂村的苗木基地时，从路边树上的马蜂窝飞出一群马蜂将几名同学蜇伤，其中晓辉伤势较重，被送到涪陵区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当日下午6时10分，晓辉因抢救无效死亡。晓辉的父亲卢根开和母亲胡冬桂因为其女儿被马蜂蜇伤死亡，     

简析民进党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

民进党以制造冲突为主要手段进行动员的政治行为模式根深蒂固，在没有上台以前就表现得极为明显。2000年民进党取得执政权，“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08年民进党在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惨败之后，这种政治行为模式依然是该党政治行为的主流选择，这对民进党未来的路线检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和谐”与“伦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心理文化学角度的探讨

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特点是:亲属集团在"心理社会均衡"模式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亲属集团成员的资格具有恒定、自动和不可转换的特点,个体生活在一个高度稳定、较容易得到心理社会均衡的亲密圈子中。与之相联系的两个层面的心理文化取向是"人伦中心"和"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这些特点不仅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上,也反映在中国这个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当今中国提出的"和谐"理念的心理文化基础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含义,消极意义的和谐是指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具有较高的均衡度,行为体的行为较趋于静态、消极、内敛;积极意义的和谐是指在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下,人们有一种把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加以提倡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将行为导向追求和谐的方向。     

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

当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彼此相遇时,会产生什么结果?或者说,代表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相遇时,它们将如何定义彼此的身份并按照什么方式互动?如果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和身份定位以及各自遵循的行为规则存在冲突,矛盾如何解决?体系冲突对最终失败的一方将产生什么影响?马嘎尔尼(George Macar- tney)事件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透过这一事件,我们     

1937年《大公报》的最后社评:“不投降!”

1931年5月22日,当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知道,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我国犯罪构成概念及其模式质疑

犯罪构成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刑法学犯罪论的基础。犯罪构成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之所以称之为犯罪，是因为与行为有关的要素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和犯罪的客体四个要件。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对自己罪行负刑事责任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法人)。对于自然人来说，只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单位是人格化了的组织系统。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在进行犯罪活动时的思想意识活动。根据犯罪时的心理态度的不同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的外在的表现，包括行为、行为方式、行为对象、行为的危害结果以及犯罪活动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时空条件等要素。犯罪客体是主体的犯罪活动所侵害的社会利益。犯罪构成理论及其模式在刑法理论上和刑事司法实践中都有重要的影响。然而，犯罪构成概念的使用和体系的设置与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等概念和要件之间存在着矛盾、竞合、不相协调等问题，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质疑。     

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无效问题研究

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无效问题一直是民事法律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民事行为效力与无效问题的研究,探讨了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无效原因、无效的种类、无效的效力后果等问题。民事行为的无效原因包括法律规定、当事人意愿、行为内容等多种因素。民事行为的无效种类包括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两种类型。相对无效指的是民事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被认定为无效,而绝对无效则是指民事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认定为无效。当一项民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时,会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需要返还已经履行的权利和义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文章旨在全面分析和总结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无效问题,为民事法律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医患冲突之我见

<正>医患冲突,是社会人群的冲突,我相信有医生这个职业后,就有医患冲突。三国时,曹操杀华佗,就是典型的医患冲突。今天,医疗改革,"曹操"遍地,"华佗"越来越不好当。"医方的傲慢与患方的过激,这是中国每年发生的数以万计医患纠纷中,最终走向对抗的起点。"我认为,这个起点,是从医疗市场化改革开始的。十     

试论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解决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存在多方面的冲突，表现在：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包括法律与司法解释等适用依据间的冲突）、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冲突。由于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具体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等因素具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要解决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问题，应当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在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中注重其可操作性等。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