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警一体化与检察指导侦查机制比较研究

检警一体化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比较成熟的刑事犯罪追诉模式 ,检察指导侦查则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积极探索与实践的一种刑事犯罪追诉创新机制。检警一体化机制与检察指导侦查机制的相同之处在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查清案件事相、预防侦查违法和防止诉讼偏差 ;不同之处在于产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背景不同、检察官的主导作用和对犯罪案件的决定权限不同、侦查主体的能动性发挥不同     

检察指导侦查的诉讼价值及运作模式

检察指导侦查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建立起的一种以公诉为中心 ,侦查服务公诉的新型办案机制 ,并不改变我国现存的警检关系。其诉讼价值体现在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创立检察机关在同级公安机关设立派驻机构———指导侦查室的运作模式 ,有利于解决捕诉之争     

论中国检察讯问

我国检察讯问的定位，是检察院在法律监督活动和公诉活动中从事的讯问活动，主要是侦查监督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我国刑事讯问中的法庭讯问、侦查讯问和检察讯问进行比较．检察讯问监督的重点是从侦查到庭审的过渡环节。我国检察讯问具有司法审查、核证补证、顺利公诉、司法救济、辩诉交易等功能。法律监督通过检察讯问可能发现问题，但单靠讯问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可以利用检察讯问之所长，在诉讼过程中发现疑点、阻断错案。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检察机关上承侦查机关，下启审判机关，它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深入思考恢复性司法与检察刑事工作的关系，确保公正合理地在处理刑事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我国侦查构造的弊端及改进措施

侦查构造是侦查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一方面具有完善侦查理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指导实践也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侦查构造的弱点主要在于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为此应采取加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和辩护权,确立检察引导侦查机制,设立中立的司法裁判官等措施,以有效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检察引导侦查”的冷思考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一般法理和现行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进行审视 ,“检察引导侦查”的命题、法理基础、法律依据、价值与成效都是值得反思和质疑的。由于涉及到立法制约和警检关系处理等复杂问题 ,“检察引导侦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单方意愿。推行“检察引导侦查”机制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价值与危害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回避的。将“检察引导侦查”视为当今世界侦查发展的趋势 ,完全是个错误的判断。     

论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以S省M市为例

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且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毒品案件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的情形下,毒品案件涉案财物在侦查环节存在不规范、不严格执法、不公正等问题,影响了办案效果。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涉及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方式等,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已初见成效。这一监督具有法理基础。应在侦查和审判、执行环节,加强对毒品案件涉案财物的检察监督,以有效地参与禁毒,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检察业务工作改革发展前沿问题探索——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基础及初步设想

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基础；量刑建议应采用确定的量刑建议并作为审判活动监督、提起抗诉的参考依据。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做法是在多年的办案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加以健全与完善。民事抗诉应定位于中请再审之后，将申请再审规定为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的前置程序；更应定位在涉及公权利的范围内，而对不涉及公权利的案件则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从而构建检察抗诉与检察建议并存的检察监督格局，真正起到统一司法、个案公正以及衡平各主体利益的作用。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局限于职务犯罪侦查权，锁定在诉讼程序范围，没有充分体现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职能的宪政定位。拓展人民检察院的行政检察职能，设置专门的行政检察机构，是实现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法制监督，发展行政检察制度和国家行政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对检察建议的法理基础、性质地位、功能定位等的认识，理论与实务上有多种不同的主张，研究检察建议的基本问题对于立法、司法与法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对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完善检察建议的程序、发挥检察机关的综合治理职能具有重要价值。对监管场所实行派驻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基层监所检察实行“科室合署办公模式”是派驻检察组织形式的深化和具体化，是提高驻所检察工作效率和监督实效的极佳路径。     

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职能之思考

我国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司法改革中要不断推进检察体制改革 ,完善其职能。文章从检察机关内部机制的优化和外部关系的调整上对此进行探讨 ,认为应建立“检察引导侦查”这一创新工作机制 ,强化检察机关控诉职能 ;重构刑事检察监督和民事抗诉法律监督体系 ,改造充实法律监督职能 ;正确理解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能 ,处理好这一原则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与接受监督的关系。     

辨析与回归：检察本位论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传统检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检察本位的解释方法,一方面从检察职能的角度总括并统一解释了检察权体系下的各项职务行为,而另一方面则与诉讼制度、宪政权力体系发生了冲突和不协调。实际上,我国的检察权既不是全面的＂法律监督权＂,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公诉权＂,而是承载着职务犯罪侦查、案件公诉以及诉讼法律监督任务的复合型国家司法职权,表现为多元合一的职能结构。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基于侦查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侦查管辖划分,与法律监督或公诉职能并无必然联系,本质上仍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职权。     

检察官职务独立性之研习

检察官的职务独立性能够保证检察官处理司法事务的纯正性。以检察官的法律定位和检察组织体系内部的权力配置方式为视角,考察现代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检察官制度,保障检察官职务独立性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就会显现。检察官职务独立性能够作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其进行研习能够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公诉阶段刑事程序分流制度浅析

公诉阶段的程序分流制度是世界各国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司法审判的压力、保证诉讼公正的一种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发展得日益成熟,而对于我国来说还较为陌生。应当在对我国公诉阶段程序分流制度的现状的考察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之上,改革和完善我国公诉阶段程序分流制度。     

零星贩毒案件“情节严重”的认定与庭审量刑意见

司法机关在结合当前开展的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工作中，如何将零星贩毒案件“情节严重”的认定与量刑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建议针对零星贩毒者打击不力的现状，确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更加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就成了公诉和审判实务中的一个新课题。     

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改革的制度分析与思考

鉴定人制度作为司法鉴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性是保证鉴定结论正确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审判活动中正确运用鉴定结论的保障.本文旨在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以及制度分析的方法考察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变迁、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从余振东等案解析现代引渡制度的变革

引渡是司法协助的高级形态,是各国追究跨国有组织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基本合作手段。国内很多贪污犯罪嫌疑人利用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乘机逃往国外而逃避法律的惩罚。余振东案是中美双方司法合作的成功个案,通过此案及其他相关案例,可以看出现代引渡制度在适用的基本原则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提高军事司法能力视野中的军事司法体制改革

提高司法能力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是否有助于提高军事司法能力为我国军事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提高军事司法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军事司法体制改革需要：调整军事司法资源配置,使军事司法资源配置最优化;提高军事司法人员的素质,建立稳定的、高度职业化的军事司法队伍;增强军事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减少军事行政机关对军事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的干预。     

重塑司法解释体制、助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几点思考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不断探索,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对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完善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应当逐步规范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强化立法解释,有条件的引入判例制并建立健全司法解释监督机制。     

亚洲五国宪法司法制度的比较与借鉴--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蒙古、泰国、柬埔寨王国的宪法司法制度为例

本文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蒙古、泰国、柬埔寨王国五国的宪法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并对我国的宪法司法制度进行分析,希望通过比较和分析,从中借鉴有利于我国宪法司法制度建立健全的方面,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宪法司法制度.     

自诉案件起诉实务问题研究

自诉案件起诉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公诉转化为自诉的案件,妨碍被害人(自诉人)一方权利行使;经其他机关调解后达成协议的案件如何再行提起自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承担什么样的释明义务等,对此应进行深入分析并寻求解决办法以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