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与抗辩同步:刑侦工作法治新图景初构

新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将律师辩护前置至侦查阶段,实现了追诉与抗辩的同步。律师辩护的前置给侦查部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转变思想、提高认识、积极应对,严格规范执法,落实刑事辩护新规制。     

两个《证据规定》给刑事辩护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两个<证据规定>对律师辩护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不仅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也与律师制度建设密切相关.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再次凸现刑辩律师专业化与执行力问题.律师如何驾驭两个<证据规定>,如何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取证、举证和质证,既是机遇又是重大的挑战.全面了解、准确分析两个<证据...     

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论律师作证豁免权的确立

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罪问题密切相关,在规范律师执业中作伪证的同时,我们应注重律师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建立.律师的豁免权和刑法要不要规定以律师为主体的犯罪是两个问题,我国刑法第307和第310条的规定已经能对律师执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规定律师伪证罪.赋予律师以刑事辩护豁免权,主要在于保障律师在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因此,在防止律师伪证的同时,要使律师受到法官和检察官的尊重,关键还是在制度上确立律师的豁免权.     

再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写在新《律师法》施行一周年之际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2007年的新<律师法>虽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地位与作用,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仍存在一些立法缺陷及实践困局.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工作的积极性,执业风险过大已成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最大心理担忧.因此,切实地改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加大立法制度重构,应成为破解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困局的应有之义.     

刑事辩护的困境——从制度和理念层面分析

辩护制度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先天不足,运行失范,有违立法的初衷.一段时间以来,律师更倾向于从事非诉案件,而不愿意介入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表面原因不外乎刑事诉讼收费低,律师作用相当有限,无法体现律师价值等等;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辩护律师执业困难,执业风险大,现有法律体系没有给律师执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从某种角度来说,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案例表明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有恶化的趋势,甚至可以说,刑事辩护律师已陷入执业困境.这种现象有制度缺损的原因,也有陈旧观念的作祟;有历史积淀,也有现实的情况.针对律师刑事辩护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和理念的层面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律师刑事辩护所处的困境.     

浅议刑事辩护质量

刑事辩护的质量关系到刑事辩护制度的未来与生命。受诉讼理念、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呈现出普遍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从完善辩护制度、扩充律师权利、建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入手,提高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已是势在必行。     

走出刑辩的困境——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保护与制度保障论析

"辩护难"问题,折射出控辩力量的严重不平衡,折射出侦查、司法机关权力的强大,折射出律师地位的偏微,折射出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异化,折射出我们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折射出我们观念的陈腐和愚顽,折射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漫长之路.因此,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解决"辩护难",不仅是建立现代民主诉讼制度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而如何走出刑事辩护的困境,则既要从律师的角度着眼,赋予其应有的权利,建立保障律师执业、纯洁律师队伍的机制;也要从诉讼制度的整体构架出发,改变程序设置,完善诉讼结构.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改革初探

刑事辨护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司法制度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证审判工作的公平、公正。本文就我国刑事辨护制度的改革提两点建议:一是关于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介入时间的问题;二是如何保证律师正确意见的采纳。     

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中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文化辩护又称文化抗辩,是指提出与法律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信息作为证据,证明应当减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青海省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文化辩护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中已经适用,对定罪、量刑产生了一定影响,文化证据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文化辩护的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完善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适用的构想包括文化辩护应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建立文化证据的举证责任规则和审查规则。     

刑事辩护视野下量刑情节的考量

量刑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种重要辩护类型。要想做好量刑辩护,刑辩律师首先要学会如何发现并正确运用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与犯罪情节、定罪情节不同,其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无关,主要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等类型;在刑事辩护中,不同的量刑情节有不同的运用方法,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也有不同的运用方法。不仅要全面考虑所有的量刑情节,还要注意刑事政策对量刑情节的影响。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研究

刑事辩护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提高刑事辩护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建立律师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影响刑事辩护质量不高的原因,同时考察域外相关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状况,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分阶段分步骤地构建我国的刑事辩护准入制度。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独立价值

刑事辩护制度的存在与完善程度是判断刑事诉讼制度民主科学化的重要指标,而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内的子制度,他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实现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重要功能性制度,而且在于辩护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诉讼民主、文明的标志。刑事辩护制度的存在具有与人权精神、社会伦理的高度契合性。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扣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辩护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正在我国刑事司法空间内主导着全面而深远的变革。相较于法检系统面对这场时代潮流所进行的主动、全面的自我革新,智能科技虽在刑事辩护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技术与业务的交融协同有限,故总体上仍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实际上,刑事辩护可在大数据驱动下实现向智慧辩护的转型,包括改变律师工作方式,使之从办公自动化跨越为业务智能化;在卷宗审阅、证据审查判断、类案/关联法条推送、司法规律挖掘等工作中强化科技支撑成分,辅助律师作出辩护决策;以及重塑业务导向定位,积极开拓风险防控型业务领域。但在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在数据来源上另辟蹊径,在借鉴法院、检察院经验时因地制宜地作出调整,尤其是在法律与技术的融合中坚持住法律的主导地位,把握好智慧的根源所在。     

英美刑法正当防卫制度之优劣评析

正当防卫作为一项最古老的辩护制度,历来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与我国以及大陆法系各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英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进行分析、比较,有利于借鉴其合理因素,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Re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from the Field of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as a major task of China’s judicial reform,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due to its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judicial fairness and authority. In the new-era background, the reform of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will inevitably set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litigation function, litigation structure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The perf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reform, is doomed to be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concerning the realization of “trial-centered”. In a word, to perfect the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is to reconstruct the lawyer defens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s “trial-centered”. To be specific, it refers to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in the new judicial field as the full coverage of judicial fiel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iguration mode, the protection of subjective rights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ation of functional 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