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武、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民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政治利益矛盾和社会利益矛盾等集中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逐渐增多,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思想和公安机关处置预防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工作实践,在科学界定群体性事件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群体性事件处置预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关系,提出了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利益分析视角下管窥群体性事件

运用政治学中利益分析法对群体性事件重新定义,通过对民众正当利益诉求和冲突双方利益矛盾的分析,探索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和利益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提出代价计算的概念并从利益分析角度理解群体性事件,随之提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环节,即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冲突对象抗争、冲突对象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并提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的处置对策,最后探讨有关处置原则的问题。     

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鄱阳湖水域因边界纠纷、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等不稳定因素,较易引发跨行政区划群体性事件。其主要特征为利益性、聚合性、复杂性和暴力性,其引发的纠纷类型为捕捞纠纷、水上交通事故纠纷和采砂卖砂纠纷。目前,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面临以下现实困境湖区管理体制不顺、各职能部门未形成合力、缺乏科学高效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应对群体性事件更多强调维稳处置而未凸显有效预防、尚未建立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应保障机制、情报信息不畅通且各部门间信息资源难共享等。构建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机制的重点在于组建鄱阳湖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鄱阳湖水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和应急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机制。     

试析当前广东农村非法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与解决

当前广东农村非法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诉求的一致性、组织的严密性、类型的集中性、事件的违法性、社会的危害性等新特点。事件起因主要包括各方利益冲突,依法维权意识淡薄,维权渠道不畅,干部化解能力不强,矛盾处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预防和处置此类事件必须从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协调农村各种利益关系;规范政府行为;提高群众法制意识;健全利益诉求机制等方面做好工作。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对机制

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是学生对自身利益没有借助公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不畅的情况下而采用的救济行为,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具有群体性、组织性、行为的过激性、突发性、破坏性和主体结构单一性等特点,对于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法社会学控制,主要是通过对其预防与处置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群体性事件与利益分析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因素为：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政府抗争、政府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根据这三个因素产生的不同阶段，可采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对策进行处置。     

论网络与群体性事件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多样性，网络信息交流的开放性、互动性，网民身份的匿名性、虚拟性，网络言论的非理性化、情绪化，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面临许多新挑战。由于网络信息的难于控制，网络有时直接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有时间接推动了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党政部门在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中，应加强网络管理，实现有效控制；重视网络信息收集，关注网络舆情动态；积极正面疏导，控制和引导网络舆情走向。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群体性涉访事件处置工作机制研究

群体性涉访事件是当前发生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因信访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能否对事件进行妥善处置直接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只有正确理解事件处置工作机制的含义,深入认识党委、政府在事件处置中的主体作用,综合考虑社会重要因素对事件处置的影响,才能够建立完善的事件处置工作机制。处置工作机制应该在事件预防、处置准备、应急处置和处置善后等四个阶段发挥作用。它主要由组织体系和运行程序组成。组织体系包括事件处置的中枢指挥系统、现场应急处置系统和保障系统,运行程序则是指预防程序和处置程序。     

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研究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是目前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国所面临的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众多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必将成为我国政府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因失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各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失去土地是引发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因,其触发点大都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法侵害,农民奋起维权,而地方政府处置不当。尽管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触发机制上有其偶然性,但在根源上却有其必然性。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总根源在于：失地农民在丧失生产资料之后生产力的萎缩和生活力的下降。有鉴于此,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对策就应把着力点放在恢复、提高失地农民的生产力和生活力上．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失地农民是指"种田无地,投资无钱,就业无路,保障无门"的"四无"状态的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问题排在首位。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应树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观,尽量减少失地农民;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地位,使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使失地农民享有应得利益;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使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加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     

农民失地环境调查及利益保障研究——基于杨凌示范区的实证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文章通过对杨凌示范区农民失地环境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失地对农民收入水平和就业结构造成的影响,及政府补贴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提出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如何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相应对策。     

建筑工地农民工讨薪引发群体性事件治理对策研究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国,建筑工地农民工的身份显得尤为特别,他们游走于社会的边缘,“亦工亦农,非工非农”。作为弱势群体权利的缺失,导致建筑工地农民工丧失了维权的话语权,其利益极易遭到侵犯。因建筑工地农民工讨薪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了解其特点,对建筑工地农民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诱因及治理趋势作一对策研究。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中韩两国农村失地农民政策比较分析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程中,面临了不少问题。其中失地农民的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不仅是国家的主要建设者,而且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政策是此次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对中韩两国失地农民政策的比较,探索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土地补偿制度。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视角下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政府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大量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充当主体,从农村集体组织处低价征得土地,然后高价转让或以拍卖的方式,获取高额的土地差价。而以该土地为生的农民只能获得一次性的底额补偿,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群体上访、暴力抵抗拆迁、生活困难等。因此,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协调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形势下农民、集体、政府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在完善现有制度的基础上确保农民权益不受侵害,并且使政府与农民达到双赢的状态,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需重视城市化的负面效应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带动作用,同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使农村各种要素大量流失,引起农村秩序的混乱,使农民在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冲击着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冲击着传统的农村文化等负面效应,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裂变和衰败。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高度重视城市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公安机关应对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探讨

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农民采取常规手段难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集体越轨行为,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安机关应对这类事件应当坚持“情报信息主导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的理念,找准“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的结合点,加强对征地过程的全程监测,及时疏导被征地农民的对立情绪,科学合理地评估事件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控制事件局势,平息群体性事件的事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努力实现农村社会治安的基本稳定

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已近谷底,观念冲突强度不会明显增加,城市化进程会使农村实有人口继续减少,国家的惠农政策将有助于消解农村社会积累的矛盾,等等,皆是农村社会治安局势应由不断恶化转为低水平稳定的缘由。但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回升将极其有限和缓慢,农村社会结构还将处于变动之中,观念冲突仍会使许多农民深感困惑,加之各种治安控制手段都远不如以前有效,所以,农村社会治安局势也不会有明显的好转,以至于若提出比"基本稳定"更高的农村社会治安控制工作目标,则既可能欲速不达,也会因成本远高于收益而不符合经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