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秩序问题的三层分析

以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与村庄归属感作为分类指标,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可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税费改革前后两个时段中这四种类型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和村庄秩序的考察表明,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地位是构成精英权力结构的先决条件,而处于变动中的后者则不断对村庄治理秩序施以作用。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转型时期村庄权力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温州市汀田镇X村个案研究

本文对汀田镇x村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进行了个案考察,着重说明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和选举制度的导入,打破了村庄权力体系的二元结构,形成权力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并用村庄权力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影响分析其变化的成因,表明这种多元化的现象既有存在的合理性,又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必须使村庄权力在分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村庄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强势和边缘精英的复杂结构形式。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利益博弈模式,形成村庄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的两种类型。     

村庄派系的缘起、演变与功能——以浙江成化村为例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村庄经济不断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传统派系不断向现代利益派系演变,进而形成了村庄派系的新格局.在新格局中尽管村庄派系活动产生了一些负功能,但其有着重要和明显的正功能,所以村庄派系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非正式组织.     

何以弥补城市社区公共环境治理责任真空?——基于重庆市LX社区公共环境治理的考察

社区公共环境治理是代表行政力量的上级政府与居委会,代表市场力量的物业公司与代表社会力量的业委会或居民代表大会三方力量主体在社区公共场域内交互作用、共同参与的动态行动过程。在LX社区公共环境治理实践中,行政、市场、社会三方力量主体在组织结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方面存在差异,加之社区资源分配不均衡、权力配置不平等,激化了各力量主体的自利行为,导致社区公共环境治理出现责任真空,具体表现为行政监督缺失、市场服务缺失和社会参与缺失。解决上述问题关键要做到如下几点:重塑权力结构,强化行政监督;明确契约内容,完善市场服务;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会参与。     

村庄资源与贿选

村庄资源是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动力来源和竞选者实现利益的基础，也是贿选蔓延的终极源头和激励因子。村庄资源可以分为村庄物质资源、权力资源、社会关系和脸面资源。在这些资源中，村庄物质资源是消费性有形资源，社会关系和脸面资源是无形的精神资源，而权力资源是工具性资源，即贿选者通过贿选投入获取村庄权力，然后通权力的运作可以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所以要从源头上铲除贿选行为，就必须强化村级管理制度的系统建构和民主管理监督体系建设，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村庄典章建设。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2011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小微权力的图景、场域与规范路径撤回

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村级小微权力覆盖资源分配、公共服务、村民自治等多个领域,资源流变、法治根基、组织化建设、文化浸润等非均质性社会基础条件在运行风险和规范难度的双重面向上多元交错,勾勒出村级小微权力实际运行中的差异图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场域投射分析显示,不同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资本决定其在小微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及博弈策略。全面规范村级小微权力必须贯彻系统思维,以制度确权“正名”,以场域控权“增能”,以乡风塑权“铸魂”,重构有规则、有灵魂的村庄公共秩序。     

我国公共部门内部非正式机制运作分析

我国公共组织的内部运作受到正式权威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重力量驱动。其中非正式制度因官僚制非人格化在我国公共部门的反向表现、伦理中轴的政治文化、伦理结构构成的特殊的组织文化而使公共部门在伦理结构中运作。同时,公共部门在派系结构中运作,派系结构影响公共部门内的资源分配,形成实质上的利益结构,侵蚀了正式结构,并且派系结构随组织环境的变化不断再生产出来。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个案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今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论农村两委关系的协调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引起农村村级权力结构的分化,而权力分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权力间的斗争。当前,农村两委矛盾己经成为农村工作的"症结"。它的存在不仅使村民自治难以顺利实施,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本文着重分析了农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现状和原因,又结合河南部分地区农村改革的实践得出了一些妥善处理的方法。     

民主化村级治理与村庄善治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弱化的村庄公共性是民主化村级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加强集体经济基础、回应群众迫切需求、动员群众参与等方面重塑村庄公共性是完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集体经济、中农群体治理结构等基础上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村庄善治的有效途径。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庄派系与贿选行为——以H村村委会选举为例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行为是村庄派系利益博弈的产物，村庄派系既是贿选的始作俑者又是贿选的操纵主体。派系核心精英或竞选者通过组织竞选“班子”和成员分工、秘密调查和确定贿选对象、选择贿选方式和宣传动员、实施贿选和投票监控等一系列环节来完成贿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相关法律制度某些漏洞和村庄文化网络关系来规避法律制度的调整和约束。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强化农村民主素质教育是治理贿选行为的关键。     

资源下乡、项目制与村庄间分化

在资源下乡时代,政府对村庄采取选择性的项目资金输入已经成为制造村庄间分化最为活跃的力量。项目制作为一种资源输入机制具有明显的内外在“马太效应”,使得一些村庄成为资源下乡时代的“幸运儿”,享受到不对称的阳光雨露。村庄间分化的权力塑造对于被输入的村庄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被避开的村庄则明显失公,这种厚此薄彼的资源输入不仅威胁到农村基层治理秩序,而且似乎无助于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     

资源下乡、项目制与村庄间分化

在资源下乡时代,政府对村庄采取选择性的项目资金输入已经成为制造村庄间分化最为活跃的力量.项目制作为一种资源输入机制具有明显的内外在“马太效应”,使得一些村庄成为资源下乡时代的“幸运儿”,享受到不对称的阳光雨露.村庄间分化的权力塑造对于被输入的村庄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被避开的村庄则明显失公,这种厚此薄彼的资源输入不仅威胁到农村基层治理秩序,而且似乎无助于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     

村庄体制外精英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村庄自治改革后，体制外精英大量融合到体制内，形成村庄精英治理结构。而体制外精英的赢利性本质未能使精英治理模式稳定运行，相反，隐藏着引发村庄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村民与体制外精英的对抗性矛盾凸现。在村庄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这一新张显的冲突关系需要加以引导，以促进村庄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