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给农村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产业生态化是推进“三农”工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长汀县通过将治理水土流失与发展绿色产业相结合、将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进行了生态化改造，实现了从“治山”到“治穷”再到“绿富共赢”的重大转变，走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荣之路。通过对长汀县产业生态化路径的分析，总结其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以期为其他同类型地区提供有益借鉴，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生命共同体理念下乡村生态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乡村生态振兴就是要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新面貌,实现乡村振兴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乡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衡、乡村内生环境问题与城市环境问题转移之间的不平衡,最终实现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环境保护立法缺乏、环境伦理观念缺失、污染治理机制缺位和环境执法机构缺少等。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建立以硬法和软法规范双重作用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提升环境伦理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法律化和民主化演进;实现乡村环境执法主体扩张与公众合理环境利益诉求机制的程序设计;推进乡村环境管理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多向转变;推进法治保障下的绿色发展和绿色消费新格局。     

卷联式培育：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创新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五社联动”的多案例研究

党建引领乡村共治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但现实场景中出现了社会联动不足、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等困境,故而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自主性来适应乡村共治需要成为关键的议题。本文基于集体行动、政治耦合、法团主义与赋能理论构建了“政社关系驱动→政治耦合过程→党建引领共治结果”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五社联动”的多案例,阐释了案例中所呈现的“卷联式培育”逻辑。研究发现：（1）党领共治包括利益、权威、价值嵌入的政治耦合过程;（2）不同的政社关系和耦合方式衍生出党建引领下四种强弱配比的卷联—培育模式;（3）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可以通过资源输入、组织赋权、话语宣传三条路径,卷联社会资源、培育主体能力、适应乡村共治。基层党组织遵循卷联式培育原理发挥自主性以适应乡村共治需求,不仅实现其自身与社会主体间的双向赋能,而且为化解乡村治理行政化、激励社区善治提供了有益的治理启示。     

“绿色发展”与中国生态现代化实践

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萌发于欧洲并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范式,为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的双赢,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启迪。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态现代化实践证明生态与经济的双赢是可能实现的。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生态现代化理论,要树立"保护式开发"的理念,通过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保护性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现代化,通过技术手段升级能源,通过"生态税"等管理手段保护资源,通过产业升级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加强生活方式领域的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居民环境素养,尽快实现绿色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     

多元共治下乡村平安建设的路径与启示——以H市Z区YS镇治理实践观察为视角

乡村平安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平安乡村治理应在治理动因、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治理成效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选取H市Z区YS镇作为观察对象发现，其多元共治视域下乡村平安建设选择了“五治融合”的路径，作为个案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乡村平安建设应关注乡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深度关联和多元共治主体的互动实践，重视情感治理的作用发挥。     

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有机融合

今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深入推进、重点突破。然而也得看到,一些地方的乡村振兴具体做法仍然没有跳出以往唯速度、唯规模,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粗放式发展样式与扩展模式。对此,唯有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有机融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与各方面,才能让乡村振兴可持续,也才能通过振兴乡村,日益开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驻村帮扶下的乡村治理变革--基于H省C镇X村的田野调查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结构一过程”的分析框架和H省C镇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税费改革后第三领域内松散脱节的治理结构和多重机制混合的治理过程在驻村帮扶下发生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中间型载体,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在村治场域内的上下贯通,塑造了紧密嵌合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依托于规范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官僚化的治理工具,驻村帮扶又在实践中将多重治理推向统合,构建出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驱动的治理形式虽不同于节省成本的简约治理,但却具有复归二元合一政社关系的结构意义,因而又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迪。     

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机制和途径探索 ——以聊城市为例

推动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聊城市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项目扶贫"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以"扶志扶智"助推乡村人才振兴,以"公益服务"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生态振兴,以"能人治村"助推乡村组织振兴,在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党政部门的政策宣传和引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人士的理想信念需要强化,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乡村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需要进一步改善。深入研究"聊城模式",总结"聊城经验",对于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4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

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功能,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自主性和组织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两个关键变量。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因素出发,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治理型、独立型、寄生型和依附型四种类型。其中,治理型社会组织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以公共事务自我决策、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的方式满足其内生治理需求,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治理目标。为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向治理型组织转变,进一步提升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治理效能,基层政府应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农村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组织能力建设;同时,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现代化转型发展。     

华中村治研究：问题与方法

华中村治研究积累了一批颇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方法和视野。它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展望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以乡村治理为核心搭建了研究平台，并将乡村治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于理解中国农村，为政策实践服务，以理解政策实践为社会科学追求。在这种问题意识下，形成了朴素而易于操作的方法和视野，其核心是村庄生活的视角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华中村治研究目标明确、内在层次清晰，可能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生态保护及经济发展的制度探索——基于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生态补偿及小城镇发展的调研

生态补偿政策在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往往难以协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在建设美丽厦门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在汀溪水库实行了养殖退养和生态补偿政策,并在汀溪镇开发绿色资源,进行小城镇建设,这看似不相关的两项政策里却包含着兼顾生态补偿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制度机理。本文以汀溪水库生态补偿作为案例,通过文献收集和实地调研,发现汀溪镇经济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较为落后,且对养殖业的依赖程度高。而在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政策与小城镇经济建设相结合,通过开发生态工业、绿色农业、乡村旅游、林下经济,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本文试图发现其中的政策逻辑和经验,并厘清制度设计下生态保护、绿色资源开发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多元化乡村生态经济体系研究——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多元化乡村生态经济体系应以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为前提,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作为沿海生态资源丰富的城市,福建省泉州市十分重视乡村生态资源保护,积极探索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乡村生态经济体系,在收获喜人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发展困境。突破乡村生态经济体系构建困境,需要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要素支撑、明晰产权、增强生态意识、引导绿色消费,充分发挥政府、村级组织、乡村产业经营者、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持续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实现乡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乡村治理秩序再造与国家回归——基于陕西省S村的讨论

城镇化是理解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激发了村庄活力,也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失序与失灵。乡村治理失序是治理主体角色异化、治理规范缺失、村民—村干部—国家三者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国家回归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制度设置、政策引导、规范下沉、监督体系完善等方式,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关系的再造,使乡村社会重归井然有序的治理状态,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乡村治理生态:理论内涵、历史衍变与现实启示

乡村治理中的治理主体、治理空间、治理环境等诸方面共同构成乡村治理生态,对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影响。受不同治理生态影响,中国乡村治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时代特征。在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生态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发现,要实现乡村善治,必须正确处理乡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正确看待乡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正确发挥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作用、正确认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的实践、意义与局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对象

浙江省安吉县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在立足可操作性基础上,这一《乡村治理工作规范》量化了乡村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四个方面的工作。《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将乡村治理工作分解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方面。《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总结了乡村治理的经验,细化了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助于推广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确化水平。《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可能存在忽视乡村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独有特质、忽略乡村本土的特色治理等局限,需要进一步通过总结具体实践效果予以完善。     

“村务共治”:村民自治的非典型嬗变——基于湘北S村的实地研究

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理想的"村民自治"往往会嬗变为诸多典型的变体形式,且它们的成长空间都十分有限。本文基于对湘北S村的村治调查发现,建立在权力资源弥散性分布基础上的"村务共治"是村民自治的一种"非典型"嬗变。它突出地表现为拥有多重身份的村干部经常面临多重交叉压力,村级权力结构组成的多元化等。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村务共治"可能成长为村级治理的一种"善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