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学体系的思考和构建

刑法学体系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知识体系,也是经过历史演变的最终产物。本文对于刑法学体系进行详细的思考,得出了在刑法学体系发展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根据刑法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刑法学体系,提出了以刑法规范为核心构建、以刑罚目的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相结合的构建方式。     

论刑法的宪法性界限

刑法是最精确的法.由于刑法以剥夺公民的自由为主要制裁手段,因此必须强调刑法体系的科学性与精确性,才能使刑法符合理性目的,满足法治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确立刑法的宪法性界限,这不仅是在法律效力等级这一形式层面上宪法至上的客观要求,更在于刑罚目的与宪法价值的在实质理性层面的契合.作为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刑罚目的的宪法性界限的确立必然要求宪法性界限贯穿于整个刑法体系之中.而刑法的宪法性界限的确立,将有利于法治体系的完善与统一,有助于刑法真正发挥授权法、保护法和塑造法的功能,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目标.当然,刑法的宪法性界限的确立,需要制度设计与实践遵从的保障.     

机能主义视域下的刑罚反应：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机能主义刑法观作为以目的理性的刑罚论为基础的学说,在指导立法和立法评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研究视角。刑法的机能在于对辅助性法益的保护,刑事立法活动应当以此为限度;同时,机能主义刑法学还要求建立目标导向的刑法评价体系,通过对"主观上的目的设定性"和"客观上的功效呈现性"的考察,实现立法效益的评估;从体系性角度看,刑罚制度的改革还应当实现结构体系的协调和内在逻辑的自洽。以此为展开,中国的刑罚改革内容尚有进一步反思的余地和必要。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在学习借鉴原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成果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科学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对于中国刑法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能够反映定罪过程,兼容出罪功能,只是在思考逻辑上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有所区别。近来主张彻底否定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转而全面移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移植论缺乏严谨性和务实性。     

中国刑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民国时期开始 ,中国刑法学研究就开始关注刑法的价值、基础、基本范畴、研究方法等一些根本层面的问题。在新中国刑法的创立和发展阶段 ,刑法哲学在刑法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层面以及刑法学研究方法论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为新中国刑法学和刑法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刑法哲学研究以超越刑法规范的本体为基本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以探寻刑法以及刑罚的本原性和终极性价值为目标 ,深入刑法规范内部进行价值分析和追问 ,在对国家刑法权、刑罚权的根据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同时 ,也对新世纪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启示     

刑法概念的重新界定及展开

刑法学体系本来应是刑法概念的逻辑展开,刑法的概念本来应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中外刑法学界对刑法的概念都不太重视,研究都不够深入,导致刑法理论出现诸多困惑,刑法实践出现诸多分歧。通过比较研究,刑法实质上就是国家以刑罚为手段,用以调整全体公民人权与公民个人人权之关系的刑事法律规范的总和。对刑法的概念作上述解读,不但可以从本质上回答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为什么这些行为不由其他部门法调整而由刑法调整等问题,划清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实质边界,证明刑法的独立性,而且可以使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本质、刑罚的目的、刑罚的根据、刑法的任务等历史难题迎刃而解,使刑法学基本理论形成一个本质上相同、逻辑上相通、结构上相连的一以贯之的科学体系。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勃兴,肇始于中国刑法理论界对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犯罪与刑罚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完善与重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刑法哲学研究通过对刑法的广普价值、一般功能以及基本犯罪观、刑罚价值、功能等诸多本原性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厘清了中国刑法的诸多应然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哲学研究体系,对当代中国刑法、刑法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展望21世纪,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应在准确定位、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刑法学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

我国刑法学面临改造理论体系与增强问题意识的双重使命,为此,进行跨文化的刑法学研究是必要的。西方国家在刑法理论发展上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包括法官解释刑法,坚持刑法客观主义,刑法学方法多元化,问题思考与体系思考等。与之相对应,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国未来的刑法学理论进行合理化改造有多种可能的路径,即必须以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为取向,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坚持实质的犯罪论,加强对问题的思考。     

从犯罪的刑罚学到刑罚的犯罪学

本文探寻刑法学发展的思想轨迹,从前科学时代的犯罪与刑罚、犯罪的刑罚学、刑罚的犯罪学、刑罚的犯罪学的研究趣旨等四个层面,揭示了刑法学发展的规律:人类对犯罪的认识,引导着刑罚的理性;刑法科学,已从犯罪的刑罚学迈向刑罚的犯罪学,并且必将日益投身于犯罪学。指出,刑法学在步入刑罚的犯罪学的今天,应当至为关切与犯罪原因的不同特征相适应的犯罪人类型及其相应的刑事处置措施     

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

刑法学中的被害人概念应当与犯罪学中有所区别。在犯罪论中,被害人对犯罪论体系的完善有重要作用;在刑罚论中,被害人因素对刑罚功能的发挥、刑罚目的的确立、刑罚的具体裁量也有极大影响。应当在刑法学领域加强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

作为对我国近年来发生争议的热点案件的一个理论回应,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提出。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均是以应罚性为中心展开的,缺乏对需罚性的判断,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犯罪论体系须认真对待刑法体系内的应罚性与刑法体系外的需罚性。从理论上,需罚性就是从刑事政策或宪法上判断有无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以预防的必要性为理论根据架设起刑事政策或宪法与刑法体系之间的桥梁,具有兼顾体系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合目的性。同时,将需罚性导入我国犯罪论体系具有立法与司法基础,与我国实定法之间具有融贯性。我国应当建构应罚性与需罚性并重的犯罪论体系。     

论被告人的处遇

刑事审判的运行蕴含着一个"悖论",在强调不应将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的同时又不得不针对被告人进行评价,被告人徘徊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尴尬境地。刑事审判这个场域中交融着实体和程序两种因素,显示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发生着一种微妙的相互控制,并彰显了刑事程序的内在魅力。刑事司法运作的逻辑是"审判"先于"犯罪"先于"刑罚"而发生,要实现由"被告人"到"犯罪者"或者"无辜者"的角色定位,这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在这个空间里面,程序是第一性的,实体是第二性的。因而,永远不要把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实质是一种程序理想,更是应有的理论立场。     

“卡迪”模式与刑事公正司法的实现

从“有法必依”到“公正司法”喻示着一种刑事司法观的应然转变:放松了司法者对法律文本本身严格服从的要求,更加强调文本之外的个案公正、合情理等实质合理性依据。这对破解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支持和启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意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绝不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即可定罪处罚”的结论。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系“卡迪”模式(即“非理性”)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合理性,这种卡迪模式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具有目的正当性,不宜将此简单视为“恣意司法”的代名词,其中体现的能动性判断具有司法出罪维度的意义。在目前刑法体系下,法的公正价值与法的安定性并不存在冲突,出罪的理论依据与规范依据完全可以得到恰当融合,但在法适用中需要缓和法的命令性要求。恰当的说理论证是嫁接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纽带,该过程实际上是将合情理、合目的等价值考量揉入刑法文本的理解、适用及说理论证过程当中。     

宽严相济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检察环节为视角

检察机关要正确领会和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宽"与"严"相济为导向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执法手段上,要区分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动机和不同情节,采用多元的"宽"的执法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要及时给以打击,该捕要捕、该诉要诉,当严则严;还可以考虑借鉴"恢复性司法"司法措施,以兼顾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受害人损失的恢复与补偿。"宽"与"严"都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为其终极目的。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除魅与重构:刑事诉讼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法律移植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诉讼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主客两分的心理情结,同时还要认识到“普适性”作为法律移植的逻辑前提难以成立。在理性有限的前提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不能完全以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为摹本,而应适当考虑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协调。     

On the Legitimacy of Law: A Conceptual Point of View*

Abstract. The author outlines a conceptually oriented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risis tendencies in modern la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blems of legitimacy and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s emphasized and topics involving both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reasoning (especially in law) are discusse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 theory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is needed. Otherwise,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face the questions of jurisprudence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as regards an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and finally between law,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