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与政府职责

网络舆情在彰显公民政治态度,保障公众舆论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了情绪舆论、负向舆论以及虚假舆论的滋生和蔓延。将网络舆情冲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围内,防止公共舆论对政府权威的销蚀,是构建网络舆情生态的关键性议题。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要转变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以达到网络舆情风险控制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网民网络舆论自由的权利,又要适度干预网络突发舆情,以规范网络生态秩序。同时,在立法保障、制度设计、技术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探索构建以"政府主导为前提,法律规范为基础,行政监管为依托,行业自律为保障,技术支持为辅助,公众监督为补充"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     

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愈益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随着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社交媒体开始全方位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政府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殷鉴不远。中国必须审慎看待互联网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辩证研判民主政治"数字模式"的影响,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提高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现状与路径

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舆情则是民众关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而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如何加强网络的生态治理，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对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关”。本文在对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法制建设上的不健全、媒体平台权力分配上的失调、公众对网络舆情判断力较弱、宗教组织在应对上缺乏主动性以及政府部门在介入过程中效率不高等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宗教网络舆情法规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化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能力;三是推动大众参与维护舆论的理性平衡;四是引导宗教组织增强舆情应对的主动性;五是提升政府宗教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能力。     

社会媒体视域中的网络舆论政府治理

网络为人们表达舆情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快捷的平台。许多网络舆论事件在互联网上发生、发展,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社会媒体主导的网络舆论改变了传统政府与公民对话的机制,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变化。网络舆论导致网络扰政、网络暴政问题：网络舆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形成了一定的消解。网络舆论拓展了一定范围的民意表达。实现网络舆论自由与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的平衡,网络舆论治理需要确立对话与协商新机制,辅之必要的管制与引导。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引导网络舆情策略研究

自媒体是新兴的新媒体,是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向。在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呈现出几何式扩散、公众参与性强、引燃点低等显著特征。自媒体舆论场深刻改变了网络舆情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公安机关引导网络舆情面临着资源、执法、制度等方面的多重挑战,应转变思维,积极利用自媒体的传播优势,与媒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意见领袖协同合作,由管理转变为综合治理。     

论网络舆情的引导

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现实社会社情、民情的集中反映,稍有不慎,一起个别事件就可能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如果再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操纵、利用,就会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造成严重影响。面对汹涌的网络舆情,相关部门要下好先手棋,掌握主动权,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及时发布权威声音,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赢得公众和媒体的理解与支持,全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及其治理理论认知

<正>确认知网络舆情及其治理问题,对于促进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正向意义。社会转型背景是认知网络舆情的一个基本维度,网络舆情的兴起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力量兴起的鲜活体征。作为当代舆情表现形式之一,网络舆情核心内容是现实社情民意。尽管在互联网技术作用下,网络舆情的社会属性越趋增强,由此导致负面的舆情较多,但其基本功能是社会进步。从"治理"的基本要求出发,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应在自身角色定位、网民地位、治理导向及治理思路等方面树立正确的认知理念。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境况,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

移动互联网持续发展以及4G、5G等新技术的成熟运用,推动了自媒体迅速发展,同时也拓展了网络舆情发展空间,网络舆情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舆情呈现出即时性、隐匿性、直接性、互动性、丰富性和非理性等特点,应借鉴国外网络舆情治理的有益经验和方法,从加强立法、完善制度、优化自律机制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自媒体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和水平。     

自媒体时代政府舆论引导策略研究——基于多元治理的视角

自媒体时代是一个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媒介时代。自媒体的迅速崛起消解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为草根化社会的表达创造了条件,同时庸俗化、非理性、无序性的言论也借助自媒体得以迅速传播。自媒体对政府舆论的引导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政府应视媒体、企业、非营利组织、公众个人等为平等的治理主体,通过构建对话与合作机制,将其纳入舆论治理共同体中,从而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治理体系。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及其治理困局

从现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舆情抗争扩散演化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日益呈现出"内卷化"倾向,网络抗争动员行动和网络舆情危机背后,政府在回应治理中不断趋向原有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陷入网络"闹大"和舆情"示范效应"的怪圈之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引发治理性新难题,这种"内卷化"结构性矛盾的生成,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结构化组合,即上层"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维稳与制度外的网络媒介权益抗争表达,中层"蜂窝状结构"下媒介管控体系的分化与公民网络抗争舆论场的建构生成,底层"媒介赋权"下的多边复杂利益关系博弈与抗争机会结构的创建。新时期建构推动网络"运动式治理"走向"协同式治理"成为必由路径选择。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及其治理研究——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由网络舆论环境、网络舆论主体和网络舆论规则体系所组成的相互联系、协同发展的人造社会生态系统.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与人造社会系统双重特点,网络舆情主体之间、网络舆论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与政府、网络社会环境与网络舆论秩序四重互动机理决定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运作.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运作机理的不平衡是严重的网络舆论生态问题,其治理的关键是提升政府网络话语能力,增进政府与网民的相互理解.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     

基于电子政务的网络舆情危机治理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同时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解决。电子政务视角下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模式表明,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为构建网上网下和谐舆论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引导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境外舆论场中大量虚假和带有煽动性的不良信息的影响,加之宗教极端势力利用网络媒体的隐蔽性进行渗透,增加了舆情引导的难度。做好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引导,应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建设,通过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和重点增强媒体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来加强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对网络舆情的引导能力;通过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力度和舆论引导人才队伍建设,增强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和管理;通过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网站的舆情引导,并做好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压缩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空间。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及其应对

当前,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给政府网络舆情引导应对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营造网络主流舆论强势、做好政府"议程设置"以及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等举措,有效引导网络舆情,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     

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策略

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是当前政府处置舆情的难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阶段,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更加考验党政领导的智慧。有关单位应积极主动介入,发布权威声音,注重引导管理,准确了解研判舆情动态,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公众舆论·社会治理·现代国民·青年发展——“人性——国民性”视角下社会治理“内调节”的思考及其实践路向

本文以哲学之"结构论""过程论"以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来解读社会舆情治理、公众舆论引领乃至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为何以及何以要从"外管控"到"内调节"。本文认为,当这治理与建设真正以"文化浸润"为主要路径、国民的公共理性与公共伦理素质整体提升之日,也就是社会舆情治理、和谐社会构建"渐入佳境"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