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制度的理性改进

涉诉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救济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倾向,引发诸多问题,如冲击司法解决纠纷的终局性,影响司法权威,妨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问题对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包括建立"诉"、"访"分离机制,改革与优化涉诉信访机构,构建涉诉信访的听证制度、终结机制、事后疏导机制、恶意信访惩戒机制等系列机制。涉诉信访改革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包括推动诉讼程序改革,增强司法公信力;发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实现诉讼案件的有序分流;培养法治意识,形成信法守法的社会氛围等。     

简论信访制度功能的改进路径——以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为讨论中心

信访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所承载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与权利救济功能不能截然分开,中央和省(市)级信访工作应以公民意见表达为中心,基层信访工作应以纠纷解决(公民权利救济)为中心。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而非这一功能本身,是造成目前信访困境的根本原因;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化解目前的信访困境,对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或许是改良信访制度的可能路径。     

构建我国信访终结制度的思考

信访是当前政治结构给民众安排的一种特殊的诉愿机制,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起到了缓冲矛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的作用,有存在的文化依托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信访终结制度,民众将信访救济功能无限放大,甚至滥用信访权,导致重复访、闹访缠访现象突出,给行政机关和信访人都带来不利影响,也对司法救济的权威带来冲击。对此,可结合信访的不同功能设计相应的信访终结制度并上升到法律层次,明确信访终结的范围、主体、程序、期限和法律后果,加强信访终结制度的宣传贯彻、强化信访终结后上访行为的处理、明确信访终结后权利再救济的途径,把信访终结制度和司法救济程序合理、科学的区别和衔接,引导民众依法信访。     

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及其理性实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已经不言而喻。但是信访外部环境的错综复杂和信访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信访困境日趋严重，这引起了理论层面上对于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热议。各种理论观点的提出促使我们对信访权利救济功能重新进行审视。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其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功能不可分离。通过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进行正当性论证，进而探求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路径，从而促使信访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我国环境信访问题对策研究——以政府规制理论为视角

从政府规制的视角分析,我国环境信访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三层次环境规制的改善:在权利与救济层面,必须对环境信访权从公权和私权两个方面作清晰的定位,合理分流环境信访承担过多的公私职能;在制度与程序层面,应实行分类治理多管齐下,建立分类治理的环境信访治理机制,规范环境信访权行使和接访、调处义务履行行为,完善环境信访分流与终结机制,充分运用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及其组合,建立与环境信访对接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政策与策略层面,则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由压力型体制向激励型体制转变,由民情上达向民意表达转变。     

信访机制与农村纠纷解决

总体上来说,农村可能存在三种纠纷解决方式,一种是司法救济;一种是调解;另一种就是信访。与司法和调解相比,信访具有一些司法和调解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信访亦有其自己的法律规范、运作程序,其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信访反而成为农民采用较多的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基层信访与农村纠纷解决的关系不仅具有学术意义,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权利救济·司法理念·公民信访权——对涉诉信访的三维分析

涉诉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现代司法制度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导致涉诉信访的实践陷入困境,并影响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由此应该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通过将公民信访权进行法律定型,围绕公民信访权重建涉诉信访制度.虽然信访并不能解决所有信访者的问题,甚至实践中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但是信访最大功效在于公民借此获得权利救济的可能.如果信访得到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甚而实现受损权利的修复,则更可能使得信访者重新产生或增加对司法的尊重.     

行政信访的功能分析

我国《信访条例》赋予行政信访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和怨情排解功能,而行政信访在实践中承担各种各样功能,其中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信访实践偏离了《信访条例》对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政治参与应是行政信访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是权利救济,监督行政与解决纠纷是信访的间接功能。我国应当根据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设置信访机构,将信访机构统一设置在人民代表大会内不符合我国国情,政府内部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信访机构是恰当的选择。应赋予信访机构主体资格,信访人可以针对信访机构不予答复的信访事项提起行政诉讼。     

当前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信访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殊手段,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民意表达、社会监督和权利救济的功能。但一直处于边缘化制度的信访机制随着近年来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新旧体制更替、新旧观念碰撞而面临着重重困境,甚至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背道而驰。     

新时代信访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背景下信访法治化的必要性日渐凸显。然而在信访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着信访"法定路径"地位不清、信访行政与司法性质混合、信访受理事项界限不明、信访内部程序规范性不足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信访制度的良性发展。为此,需要明确信访的法定地位与基本原则,建立诉访分离的受理机制以及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信访调解机制,并通过完善信访内部的处理程序来解决新时代信访法治化问题。     

行政程序视野中的我国警察诉愿制度初探

为了使警察在受到行政机关（主要是来自于警察部门）的行政处分时,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求得有效的救济,并能在行政体制内彻底地化解,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诉愿法的方式,明确规定＂警察诉愿＂制度,夯实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基础,同时真正让警察维权时能有法可依,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破解“信访不信法”难题的一剂良药——也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人们的利益诉求空前高涨,维权意识日渐觉醒。在行政诉讼制度缺陷凸显,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信访这一维权方式,"信访不信法"成为人们解决纠纷时的常见状态。《行政诉讼法》可以以信访活动为视角,从立法理念、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修改,从而祛除人们过多依赖信访、"信访不信法"的症结。     

略论物上请求权

作为大陆法系物权法制度的特有概念,物上请求权在民法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2007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物权法》.在此基础上,对物上请求权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应当从物上请求权之概念出发,认识其性质与类别,辨析其与诉讼时效之关系,进而探讨其私力救济之问题,并结合《物权法》现行规定之纰漏提出可行的完善建议.     

忧虑的放大与程序的缺失——基于程序视角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

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牵涉到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与程序运行。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对法律监督有损审判独立的忧虑被无端地放大,而程序的缺失又直接制约着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效能的发挥。涉诉信访与法律监督的制度整合既有利于缓解涉诉信访的压力又弥合了法律监督程序的缺失。同时,改变对法官违法的内部惩戒机制,将惩戒程序的启动、惩戒结果的决定与被惩戒对象所在系统相分离将有助于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预防与惩戒,最终有助于法律监督的目的即司法公正。     

涉诉信访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涉诉信访是当前法院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在我国司法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和民众法治意识不够高的现实情况下,对于涉诉信访宜疏不宜堵;应该从提高审判质量,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搭建统一的涉诉信访处理平台等多方面着手,引导民众合法信访、理性信访。     

涉检非正常信访的应对之策

《信访条例》的实施,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信访权利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检察机关在对非正常信访的接待中,应建立起解决非正常信访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通畅信访渠道和规范信访秩序。     

叙事立场的涉诉信访成因及对策研讨

涉诉信访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当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涉诉信访成为公民行使救济权利的手段。这使涉诉信访的功能定位发生偏移,更因为涉诉信访缺乏规范化而破环了法治,助长了人治因素的滋生,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格格不入,因此,将涉诉信访纳入推动法治建设的轨道,发挥其应有之功能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     

我国反垄断法消费者诉讼模式的选择与构建

在因垄断行为引起的消费者权益纠纷中,由于垄断行为实施主体较强经济力及垄断行为扩张性等特点,使得受垄断行为侵害的消费者权益纠纷已不单纯体现为一种私权性,还呈现出权益主体广泛性、所涉利益社会公益性、纠纷主体不对等性等特点。反垄断法若要真正承担起通过制止垄断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任,则应当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消费者协会团体诉讼、消费者集团诉讼、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及消费者个人诉讼等多种有效、特殊的诉讼模式,并通过创设特殊的诉讼保障机制保证消费者在反垄断法中权益的真正实现。     

弱势群体民事诉讼救济问题研究

弱势群体在诉讼行为能力、法律素养以及诉讼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要真正实现实质平等，必须对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救济。现有法律虽然在弱势群体的救济方面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仍然存在着诸如救济标准模糊、方式单一、阶段短、保障基金不稳定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明确诉讼救济告知制度、扩大诉讼救济对象、规范诉讼救济标准与程序、专项保障诉讼救济资金、加大巡回办案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新时代基层信访工作的理论蕴涵与有力举措——以合肥市为例

信访制度是一项中国特有的针对诉愿权实现的制度设计。新中国成立后,此制度本身存在有很深厚的理论内涵,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新时代它在密切联系党群关系、发扬人民民主正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上等仍将发挥其重要的理论深意。着力于隐患排查工作的实践探索,着力于初信初访事项的化解工作,着力于“四重”信访矛盾的化解攻坚工作,着力于法治信访暨“三到位一处理”的推进工作,着力于网上信访宣传应用工作;着力于工作机制的规范细化工作,是新时代合肥市基层信访工作的经验做法。但也存在实践困境,为此进一步健全诉访分离制度,强化信访工作责任主体制度,完善信访考核评估机制,强化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加快建立信访的信用惩戒制度,加快建立信访工作人员的职业保障制度,多管齐下、广纳社会力量综合施策等,应成合肥市基层信访工作困境的破解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