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解释：对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的理论解释与反思

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已有的理论对二者合作的解释都是似是而非的.本文通过对三个最主要的与合作问题相关的中观理论:失灵论、公共物品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进行分析,反思这些理论在合作解释上各自的缺陷,并提出一个理解二者合作关系的解释性框架.     

健康中国建设的主体建构论析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利于公民个人的全面发展、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鉴于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志愿失灵等诸多问题,应在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私营组织公益意识、加强第三部门制度建设、提升公民健康素养等方面加以改进,进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和谐社会多元治理模式探析

多元社会治理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后产生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化。要改革政府行政体制,培育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实现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重失灵。元治理视阈下构建"一核多元"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可以避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失灵。"一核多元"型供给模式构建的路径在于:突出政府的核心地位,加强内部元治理,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系统;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手段培育发达和规范的养老服务市场。     

非政府组织与构建和谐社区

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质性要素。从古今中外治理经验来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实现的,非政府组织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和桥梁。近年来,随着政府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自我组织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非政府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     

试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重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可被视作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治理层面上的缩影。政府失灵的诸多困境,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会公正、推动组织创新、促进社会沟通等功能优势,可以弥补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而要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必须借助制度设计明确双方的治理重心。把自主治理领域真正让渡给公民社会,则是划定二者治理边界的一条重要准则。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政府的契约性、制度性合作,将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有效治理。     

我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的困境及其治理

药品安全治理涉及社会生活中多元主体和多重利益关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或是单方面政府管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管理学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经济法中的三元主体理论,为实现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现有政府单一监管体系,我国药品市场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等诸多问题。为此,构建一个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理性制衡、有序参与、有力监督的社会共治体系尤为重要。解决的基本思路是:从企业、政府、社会三个维度出发,加强企业自律体系建设,完善政府监管体系,推进社会参与体系建设,以实现药品安全共治共享。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理理念的社区实践

治理理念作为对传统单一政府管理的反思,强调治理主体的多中心秩序和治理权力的多向度,强调自下而上的对话、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它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互动与协作,强调目标导向的治理理念,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必然要求。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及政企、政事、政社不分的现象与治理主义理念背道而驰。重塑政府,确定政府边界,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积极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是在社区实践中贯彻治理主义理念、构建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     

监管NGO的理论分析——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

NGO（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管理创新时期,要保障NGO的健康发展,必须对其加强监管。基于支持NGO发展的委托——代理理论、志愿失灵理论、社会法团主义理论、社会性规制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加强对其监管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研究,对NGO承载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超越

国外关于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主义三种理论范式的转换。尽管三种范式各不相同、不断论争,但都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回应,成为解释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主流工具。这种将中国经验现象置于西方理论范式下的分析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属于主体缺席的研究,无法描绘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复杂图像。循着"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研究路径,从理解社会组织的性质差异、公共服务的性质差异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目标差异三方面现实出发,提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的"三轨分析"新视角:政府、市场、公益三种逻辑分别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其力量格局决定了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性质与状态。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随着我国公共安全事故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党政职能部门作为公共安全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维框架下公共安全服务呈现出多中心治理格局。实践中公共安全服务的行动者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党政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队，还包括志愿巡逻者及社区公民等。那么，多元行动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到合作组织网络中？公共安全服务中具体存在哪些合作网络形式？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国家文化治理框架下政府与其它主体关系辨析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治理,因内在运行机制不同而分别形成三个抽象的宏观主体系统:政府、市场和社会。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必须承担"元主体"责任。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当中,政府与党有着紧密联系,但也存在定位、分工和方式等诸多差异。政府对文化产品提供者具有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义务,文化产品提供者又是政府市场规制的对象。文化领域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益性文化服务领域,第三部门产生和活动的内在动机和公共精神充分地体现出社会本位理念;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方面,第三部门更加贴近公众心理需求。政府文化宏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本位理念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逐步转变为平等、协作、相互监督、相互推动的新型关系。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及优化

本文将公共选择和社区治理联系起来,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针对社区治理“失灵”,从代理人角度提出了相关措施,试图以此创新某些中间问题或策略的解决机制。     

网络舆论与政府治理边限选择

网络舆论政府治理的前提是公民舆论权的确认与维护,这是基于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作共生的关系决定的。网络虚拟世界也会出现失灵,政府介入治理面临政治限制、管理成本限制、技术限制与法律限制等,这为网络舆论治理提供了边限选择。网络舆论生态话治理要确立对话协商新机制,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培育公民社会。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存在"内卷化"现象,"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契约合同过程的指令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和选择性。造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体制、外生性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由此导致的嵌入性控制、志愿失灵造成的专业主义缺失等。矫正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三维"制度体系等。     

我国志愿服务实践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政府职能错位,具体表现为政府“扶持、监管不足,控制、干预有余”,这已成为制约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志愿组织的作用,实现共赢的社会效果,必须结合中国实践,重新反思、定位政府和志愿组织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志愿服务实践中的应尽职能.合作制衡模式是我国未来政府和志愿组织的恰当关系定位.政府应该摈弃传统做法,对缺位的职能予以有效弥补,对越位的职能予以放弃,明晰其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职责界限,以实现其应尽职能的圆满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