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续)——关于红卫兵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

从红卫兵到一代思考者 T:许多当年曾肓目而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坎坷后,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改革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现象。我们需要研究,从单纯而盲目的红卫兵到成熟而理智的思考者,他们的思想经历了哪些变化?从红卫兵的狂热到投身改革的热忱,这之间又有什么逻辑联系和区别?这些人的思想变化是否代表和揭示了这一代人思想和性格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G:我认为有这样三个事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们这代人自文革以来的思想轨迹:“八·一八”、天安门事件和改革。“八一八”是我们这代人置信不疑地卷入文化革命的象征;天安门事件是我们这代人殊途同归普遍觉醒的标志;而改革则是我们在共同的经历和思索中的必然选择。在这二十年中,我们这些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和     

青年人才政策论

一、青年人才政策历史反思 自建国至今,青年人才政策及其变化,大约可分为较明显的三个阶段:以“文化大革命”为界线,“文革”以前为第一阶段,“文革”期间为第二阶段,“文革”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时期的青年人才政策,变化较大,但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发展需要而展开。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时值全国刚刚解放,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成     

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青年多元职业理想与系统趋向

获得工作——是青年期的第一愿望,因为只有工作才能为青年甚至在少年期就萌发的愿望——自由参加社会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和社会交往基础。但实际上,对于青年——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当他们一经成为“公民”而真正地进入社会生活中时,他们就一刻也摆脱不掉社会和经济的冲击。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时期内,适用于青年生活经验的主要字眼儿将是:“物资匮乏”、“失业”、“不充分就业”、“焦虑不安”、“被动防守”、“实用主义”、甚至是“仅求糊口”和“勉强存活”等。虽然这里说的主要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但事实上,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青年在接受一定的教育之后,寻求职业,总不是一件轻松的容易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从父辈那里继     

特殊学费培养的人——访首都当年的几位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今天很少有人提它了。在一些受过红卫兵冲击的成年人看来,那是一段荒唐的历史,不必再提;一些当过红卫兵的青年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愿再提。 可是,这毕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客观存在的一页。历史不是一部可以修改的文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从历史中学习。不论这段历史是令人神往的,还是使人难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当、也可以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因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派别……都更重视历史”(恩格斯)。     

西方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

早在70年代初,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处在方兴未艾之际时,便有不少西方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场运动,它们大多是联系“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制度、红卫兵运动等相关问题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展开讨论的。 1966年夏季狂飚突起的红卫兵运动曾使举世震惊。许多西方学者试图寻找这群年轻人如此狂热、过激、放肆的原因。英国学者约翰·加德纳撰有《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从西方观念出发,认为中国青年起而响应毛主席的“造反有理”一定有其社会根源,是在发泄对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城乡之间不平等的迅速扩大,城市的发展和稳定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等。而对青年来说,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教育上。他认为“两种教育制度、五种劳动制度”的实行导致了领导人之间和群众之间尖锐     

网络时代青年社会化范式的转型

网络化消解着传统的社会化模式 ,呈现出“网络社会化”的景观 ;社会化的“实体流程”让渡于“虚拟现实”过程 ,青年社会化期因网络的“时空聚缩”而变短 ,“受化”方式明显改变 ,青年对社会的反作用力增强 ,同时社会控化功能弱减 ,“群隔”现象生成 ,“硬壳”效应———技术社会化过渡与其它社会化不足共长 ,网络社会化的“阀限”也同时困扰人们 ,这实际上是在社会和技术两个层面上提出挑战。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 ,将为我们调整青年政策 ,促进科技进步和青年健康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从激进主义到民族主义——试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动机及其误区

一、两个互为因果的“模式”在研读诸多描述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书籍时,有一个问题屡屡引起我的关注,它就是青年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组历史命题。我们可以从“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城市青年的激进主义,从“九·一八”、“一二·九”学运到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的“大跃进”、“红卫兵”运动,乃至80年代后期的“学潮”中,看到这两个历史命题的诸多影子。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激进主义”与“民     

试论青年生活方式的一般特征

一青年: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青年作为一个年龄概念,与处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未成年期(幼年、童年、少年期)、成年期(壮年、中年、老年期)的社会成员,即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相比较而存在。青年时期是人的生命过程中最活跃、最有生机的特殊时期。青年有其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有其特殊的利益要求和特殊的社会作用,这种特殊性使他们与处于人生其他时期的社会成员相比较而构成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群体。青年又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青年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的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以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近代社会而出现的。     

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代差

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代差主要表现在老三届、后九届、平稳发育届的不同文化背景上。“老三届”(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知识分子现在基本上都在34岁以上,“文革”起始他们多在14至19岁之间。这代青年成长期曾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德、智方面),他们以自己坎坷的经历、丰富的生活阅历及真才实学,赢得了社会的普遍青睐和同情。但是,由于受历史定势的潜在掣肘,他们的新观念中夹杂的旧东西不少,走的也是传统的老路,包括热衷于对西方已成为传统的“现代理论”的拿来。他们在社会上最为得宠,除年龄与中老年人接近些外,还在于他们身上有许多易使社会容忍的东西。因之说以罗中立、高小华、陈丹青为代表的第三代画家是传统艺术一批辉煌殉葬品,是有一定根据的。老     

“文革”中的步行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红卫兵开展“革命大串联”活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势。     

冯友兰诗赞江青为“则天皇帝”

寒风中披麻袋接受批判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在北大教书的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第八讲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它的性质是什么,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至今人们还在议论、反思,想求得一个正确的回答.一、“文革”的发展过程     

青年的自我教育

为什么青年的逆反心理强增?为什么青年思想上的“抗药性”增生?探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方法有问题。我们的教育方法强调灌输的成分太多,这种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青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实体,是教育和社会化过程的对象和主体,忽视了一切外界的教育影响,最终要通过唤起内在的自我教育来实现。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教育按作用于教育对象的形式,可划分为两类,自我教育和社会(外界)教育。社会教育是指外界对社会成员个     

国外青年社会化的演变:进程与认识(续)

(4) 学术发展这个时期,各种学派由旧转新后,较旧学派更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社会化的影响。晚近发达起来的学派学说中的存在——人本主义学派、冲突理论、符号互动,“代沟”理论,都已能把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看成是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实体。总之,在学派错综复杂、学说彼消此长的状况下,青年社会化的学术研究仍在不断地发展。学术发展的另一种倾向,即由单学科研究发展到多学科研究。广义上说,这种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各学派的理论成果中去总结发现;另一方面,则是用多学科知识对     

毛泽东像章趣话

毛泽东像章是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产物."文革"中,究竟生产了多少枚,谁也说不清,只知1966年,天津一家军需工厂生产毛泽东像章超过10万枚.当时,不仅全国人民部佩戴、争收毛泽东像章,像章还流向世界.1967年,北京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组成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一下子就带去了两万枚. 今天,毛泽东像章已成为一种极有收藏价值的文物了.《文物保护法》就将"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列为"现代文物".现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人收藏毛泽东像章.四川的收藏家王安廷的藏品已超过7000种,总量达30000万枚,为世界     

青年文化的交接和转型

青年文化的兴起是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线索之一。它是伴随着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而逐渐彰显的。正如公认的那样,代际意识、代文化是从所谓“第三代人”——五十年代的红领巾、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开始觉醒的。在此之前,青年文化只是成人主流文化的天然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当第一代人、第二代人说“我们”时,毫无疑问,指的是党和国家;第三代人说“我们”,指的是自己所归属的这一代人。     

六十年代生人与当代文化精神

“代”际概念是青年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视点,当下6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逐步从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位置,他们以自己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品性在中国当代文化精神建设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狂热·幻灭·批判——“文革”10年青年思潮初探

人们都还记得,1966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突然成为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闯将;人们也还记得,1976年标志着“文革”彻底破产的“四五”运动,也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因此,对一代青年在“文革”10年中的思想轨迹作一分析概括,是能给人们某种历史的启示的。 (一) 从1957年起,就大环境而言,中国的政治形势不断“左”倾,在青年学生所面临的“红”与“专”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人们通过苏联文学以及少数西方文学作品零星了解欧洲文化的渠道也被阻断。60年代的青年是在这种排除西方文化影响的,极其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极为单纯,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着“亲手埋葬帝、修、反”,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