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湖南省行政程序政策制定路径与实施效果,发现其基本模式是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动员推动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作用是通过规范行政程序推动当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种新的行政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该政策的实施正向效果非常明显,值得肯定。通过政治动员模式制定和执行政策有许多优势,但也容易政随人走,如何使以程序规范权力的立法精神及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较少依赖脱离政治家而得以持续,需要进行更高层面的立法支持,进行地方人大立法甚至全国性立法十分必要。     

关于近年来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述要

政策执行偏差是政策执行实效与政策预期目标的背离。政策执行偏差的典型政策执行形式有附加式、照搬式、象征式、选择式、替代式和抵制式。政策执行编差产生的原因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外在环境。对于政策执行偏差的治理和防治应着重于这样几个方面:提高公共政策素质、提高执行主体素质、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和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简政放权政策实施成效研究——基于吉林省的调查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简政放权的全面实施和持续推进的效果备受关注。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执行和政策服务对象的维度对简政放权政策进行综合测评发现:受法律、体制、机制、利益、观念等因素影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缺位、监管责任缺失、精准服务不到位,而服务对象对简政放权的效能感受不强,致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为此,需要通过统筹顶层设计,增强改革原动力;注重需求导向,提高放权的含金量;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和并联审批、推动"人、财、事"权相匹配,加强县乡政府的作用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综合素质并加强对政府考核监督等措施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     

论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三分--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局限性及其对策

“行政三分制”是指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 ,三者相对分离 ,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 ,相互协调。实行“行政三分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腐败的产生。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 ,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它不利于创造、灵活地执行政策 ,不利于明确政府部门间权责关系 ,不能保证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增大了组织规模控制的难度。针对这些弊端提出相应的对策 :创新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完善外部监督机制的建设 ,加强立法和运用企业管理经验以控制改革的成本。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行政体制改革是关于行政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职能定位、行政运行的制度安排。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与现实和有利于管理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来设置与定位;行政运行体制改革是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的“行政三分制”;行政组织体制改革是改革科层制,推进组织体系的扁平化;政社、政企关系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形成政府、企业和社区三足并行的社会结构;公务员制度与选官制度改革要根据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的原则。     

投稿指南

《行政管理改革》是温家宝同志题写刊名,以政府行政管理为主题的全国行业性一类杂志。本刊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诚挚欢迎各界人士踊跃赐稿。本刊欢迎如下稿件: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前沿难点问题研究;二、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新方法新思路新理论;三、国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借鉴和新动向;四、政府行政体制创新的调研和案例分析;五、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及政策建议。六、符合本刊技术规范要求。本刊来稿技术规范如下:(一)作者简介顺序列出: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刍议

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把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基本确定为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弊端:它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职能,降低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要求;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自身性质的要求。它有利于加强人民法院自身职能,有利于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实施救济。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研究——基于江西、湖北两省的调查分析

论文在梳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政府能力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构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结构模型,以获得的江西、湖北二省18县调查数据对模型检验,得出如下结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主要受行政环境、政府人力资源、政府回应和行政文化因素影响.其中公共服务规划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危机管理能力受政府人力资源因素影响最大;资源汲取能力受行政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执行能力受政府回应因素影响最大.并据此提出建设高素质的政府人力资源队伍是提高县级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促进政府回应与公共服务质量的良性互动是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有效性的根本途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优化行政环境的重点;构建先进的县域行政文化是提高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源动力.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市自直辖以来,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探索行政管理结构、功能和运行等方面率先行动、敢于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但理性地看,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相比,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具体包括:优化政府结构,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完善运行机制,规范治理结构。     

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行政伦理建设是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伦理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影响应对危机的成败。在危机管理的政策制定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将有利于维护危机中公民和国家的利益,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效率,促进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目标实现,以及巩固危机管理中政府的权威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此,研究政策制定的行政伦理建设对危机管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提高行政执行效率的途径探讨

当前行政执行中存在有令不行、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政程序不规范等主要问题。行政执行难导致行政目标落空、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率。提高行政决策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建立科学有效的执行机制,加强督查,是提高行政执行效率的有效途径。     

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洋浦和深圳改革的内外比较

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是近30年来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在新公共管理观指导下进行的行政改革的特色内容之一。我国内地的行政改革也在探索这种体制模式的价值和适应性。其中20世纪90年代海南洋浦和21世纪初深圳的改革试验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个案。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我们得出需要的结论,为决策提供参考。     

行政生态学的中美行政改革比较

行政改革的动力源于行政环境,改革就是要实现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在市场化程度、社会发育程度、制度化水平上均有很大不同。因此,他们的行政改革举措便呈现出差异,如对待官僚制的态度、市场化的内容和力度、对民主和效率的侧重等。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的政府执行力研究

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我国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失灵,尤其是政策执行失灵的现象,这对我国政府能力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克服政策执行失灵,提升政府执行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环境

行政环境是指围绕行政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行政管理行政行为以及行政效果的各种因素的总和 ,主要是指足以影响行政活动、政府管理的各种环境。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行政单元 ,其行政环境与其他行政单元相比 ,既有共性 ,又有特殊性。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影响较大的一般行政环境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充分认识这些环境对行政活动产生的影响 ,趋利避害 ,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活动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     

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构建

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功能和我国政府环境行政管理方式的滞后,说明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已有必要。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初步发展和我国企业环境意识的提高,说明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已经具有可行性。我国的环境行政合同制度主要包括环境行政合同的程序控制、主要内容、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等四个方面。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博弈、网络结构与执行机制——基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策执行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呈现网络化特征,博弈和网络结构是理解政策执行的重要路径。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社会交易平台市场准入政策在执行中基于政府上下级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政府交易平台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分别构建了管理主导型、业务主导型、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在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拥有的较强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是推动政策执行的关键力量;在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虽然也具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但是社会交易平台的服务优势和逐利动机为政企合作提供了条件;在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中,监督部门拥有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威。因此,有效推动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的路径与机制有三种:一是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构建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管理机制效应以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二是在政企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构建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释放合作机制效能以带动政策执行;三是在强监督的推动下构建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监督机制效应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从行政后果维度探讨政府“决策”与“执行”关系的划分——奖励“政疾”与奖励“政绩”

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政府内部管理活动要做到赏罚分明,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竞争性。在分析影响行政决策、行政执行"正确性"的因素的基础上,从行政效果优劣的角度,依据正误标准将政府"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四种,以明辨是非,奖善惩恶;并试图通过打破"双重规则"圈的作用,培养行政体制内部的一种相互监督的意识,以提高政府行政的决策力、执行力和监督力。     

向传统行政审批说“零”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发展的历程,肯定了审批制度在经济、社会体制转变中的贡献,但对比国外的审批制度,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审批事项繁多,行政审批程序随意性大,行政审批成本过高。对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认识不到位,创新动力不足;审批职能分散,流程不够优化;工作作风"冷热病",服务不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为告别传统方式打下了基础,即通过大幅度精简,向"零传统审批"逼近;通过"零障碍",再向"零传统审批"逼近;通过标准化,突破传统审批的最后防线;通过基础性制度建设,为进入"后审批"时期做好准备。行政审批制度发展的趋势:一是在"体制—制度—机制"三位一体中确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地位;二是应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放在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审批权,建立行政审批的决策、执行、监督这三种权力相互分开、相互协调上;三是加强日常管理,将审批工作转化为政府依法进行的常态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