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后扶贫时代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诱致因素、生成机理与防范路径

迈向后扶贫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项关键性任务是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规模性返贫风险受诸多因素影响,自然灾害巨大冲击、基层政府扶贫政策偏差、政府行政逻辑代替市场逻辑以及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都能使脱贫农户和边缘农户面临较大返贫致贫风险。要从健全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完善扶贫政策、发挥市场主体支撑作用以及构建返贫风险防控的智力体系等方面,积极探索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根本路径。     

可持续视角下农村贫困治理的路径探索

农村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而且要在解决贫困人口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贫困治理效应常态化。要通过消除贫困生成的制度因素、培育贫困治理的内生动能、构建复合多元的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治理机制等举措,从根本上治理贫困,防止脱贫后的返贫及贫困再生等问题,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致富。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乡村振兴阶段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提炼自然灾害频发、生命健康隐患、市场风险增多、政策执行偏差等乡村振兴中的主要风险点，总结可能引致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事件；基于“传统—现代”视野，从传统的持续影响与现代性的自反性两方面进一步解析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点的深层次诱因；归纳乡村振兴阶段结构与制度的变迁、风险环境、风险抵御机制与规模性返贫四大关键要素，通过分析其互动过程，揭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演化逻辑与发生机理；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实现源头识别、转向合作治理、推进主体性重塑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阻断机制。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

共同富裕是我国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充分发挥政策效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已成为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脱贫群众由于长期接受超常规政策的扶持，产生了政策依赖行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持续优化贫困治理政策搭配组合，根据不同类型的政策依赖行为分类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动力，消除其依赖心理，完善贫困治理风险防范机制，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长效脱贫五药方

截至2019年底,我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脱贫。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仅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还须系统建立防返贫和新致贫长效机制,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建立稳脱贫真防贫长效机制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是国家首批认定的革命老区县、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县,2018年提前实现脱贫摘帽,到2019年底,全县贫困发生率降至0.17%。面对成绩,安仁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指示要求,探索建立一整套切合实际的稳脱贫真防贫长效机制,实现了“零返贫”“零致贫”的目标。     

农民主体性视角下阻断农民返贫的可行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与贫困问题不懈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脱贫难度加大,进入攻坚拔寨阶段。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脱贫户返贫的一系列问题。如何防止农民脱贫又返贫?单纯依靠国家的扶贫肯定是不够的,还要在广大农村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开发农民主体性和能动性;加强人才引进培训,以村治精英带动发展。扶贫先扶智,营造良好的氛围才能使贫困农民自觉主动地脱贫和防止返贫。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实现可持续脱贫是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脱真贫、真脱贫"要求的新指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脱贫相关研究的梳理,阐释了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在风险防范、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能力提升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其内涵有机构成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能力"等五维复合系统。从外部环境的脆弱性、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欠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多维因素。基于内外协调与系统性治理的视角,从"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脆弱性的防控能力;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强化脱贫效果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培育贫困治理内生动力,提升脱贫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     

整合资源再出发——麻阳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写实

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调查发现,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的经验,例如:通过银行“小信贷”担起“大扶贫”;通过政府财政资金撑起“大攻坚”;通过政策支持使产业扶贫推向“大纵深”;通过干部一线扶贫实现作风“大转变”;通过科技手段使监督扶贫实现“互联网+监督”“大实践”。当然,麻阳的脱贫攻坚在财力、产业、集体经济、土地流转、干部素质上还存在不足,须在整合资源、农村规划、发展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土地流转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进行战略再调整。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贫困农户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分析——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贫困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减贫可行能力欠缺,成为脱贫攻坚亟待解决的难题。"扶贫先扶智",要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构建合理有效的成本补偿机制,减少贫困农户教育投资的支出,降低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要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补齐教育资源的短板,满足贫困农户高度异质性的教育投资需求,改变贫困文化的影响;要鼓励引导贫困农户增加教育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同时通过教育机制阻断代际贫困传递,提升贫困农户的减贫能力与脱贫质量。     

以优良作风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要特别关注四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防止松劲懈怠、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贪污腐化等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稳定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脱真贫,攻坚时刻要随时跟踪各地脱贫质量,关注可能出现的返贫问题,及时发出预警。     

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

人类社会反贫困的努力始终受到诸多悖论的挑战,"政策依赖行为"便是一种与政府扶贫实践几乎如影随形的顽疾,存在于整个贫困治理过程当中,更是中国接下来以相对贫困为主题的后脱贫攻坚时代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当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以"等靠要"为表征的政策依赖行为,更多地是从宏观上作出贫困人口道德瑕疵等感性归因,进而提出宣传教育、积分奖励、约束惩戒等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提供长效的制度性解决之道。通过激励理论之"需求—动机—行为"的基本逻辑可发现,政策依赖行为是对激励理论的现实背反:政府的扶贫政策供给作为一种外部干预性激励因素,当它作用于部分扶贫对象之后,产生了与预期激励目标(帮扶起来)相反的效果(滋生依赖)。面对避免贫困治理政策失灵、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挑战及任务,以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等经典激励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背反现象发生机理开展微观层面的挖掘剖析,可进一步找到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关键路径——政策供给调适,具体包括转变政策供给机制、政策供给重点、政策供给理念和政策供给方式。     

脱贫之后防返贫

脱贫不只是数量脱贫,更要看实绩。2019年我国减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00多万、贫困县摘帽340个左右,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依然很重,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压力不小。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提出,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今年将加强对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户的动态监测,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纳入帮扶,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制度保障。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