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农村环境冲突演化路径变迁与治理策略的改进

农村环境冲突事件演化通常遵从“环境问题—农民集体沉默—农村精英导引—环境抗争”的路径。近年来，农民成长因素和外部关注度改变了这样的演化路径，农村环境冲突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在环境正义观的主导下和“环保精英”的引领下，农民集体沉默的时间缩短，预防型环境抗争呈增加之势；抗争者人员构成复杂，冲突规模增大，负外部性扩散速度快、范围广；环境抗争的诉求由物质补偿提升到权利确认的层次。科学治理农村环境冲突必须直面这些改变，进一步改进治理策略，要在环境正义的视域下，将环境冲突治理融入乡村全面振兴的各项战略举措之中，将环境冲突事件治理与环境治理统一起来。     

塑形铸魂 乡村建设有里有面

<正>贵州按照“三个转向”要求，推进乡村建设“塑形”，深化“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加强农村水源地保护、升级改造农村电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深化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乡村治理“铸魂”，通过创建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村，推动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发展。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合作治理与政府环境问责

农村环境治理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当前在行政管制层面上合作治理理念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环境责任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应该在转变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逻辑与价值——基于浙北“六老办”的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进程中加大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工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基层政府的维稳成本,提升基层维稳的治理效率,促进农村发展的实质绩效。本研究以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浙北“六老办”的个案考察,论述了农村老年组织在基层维稳中的治理逻辑与价值。研究发现,浙北荻港村建立的新型村级“六老办”维稳助推法,通过充分发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职工、老农民、老队长的作用,承担着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环境卫生督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关心下一代辅导员、不稳定因素排查员的职责,有效地化解了荻港古村保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纠纷等问题,维护了村庄的稳定发展。基于此,现阶段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倡导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保障农村老年组织在参与基层维稳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及基本权利,是农村基层维稳机制发展的有益探索。     

积累与推进:民上访研究综述

维权范式下的农村上访研究沿着“利益-维权”路径与“正义/公平-维权”路径展开,聚焦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但因强调维权的抗争性、忽视国家在上访中的作用遭致治权范式的批判.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村社会在各个维度上的关系变化,农村内部村民的文化意识与人际关系变化,增添了农民上访的复杂性.维权范式聚焦非正常上访、关注乡村治理与农民上访的关联机制.但因对非正常上访的过度关注、国家/基层政府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遭致后来农村上访研究的批判.治权范式之外、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上访研究通过建构上访者类型、转换研究角度、整合治权与维权分析思路的方式推进农村上访研究的深度.笔者认为在上访农民的有限理性与上访农民所嵌入的文化与事件情境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上访研究.     

厕所革命 助推乡风文明

小厕所,大民生。农村"厕所革命"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福祉,关系到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农村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云南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取得显著实效,有效助推了乡风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     

政策激励型表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农村正在出现一种“政策激励型”的群体性事件,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调查发现,农民通过群体性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谋取利益。分析认为,农民利益诉求是国家惠农政策激励形成,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其形成的心理和文化基础,维稳高压的政治生态则提供了制度空间。“政策激励型表达”突破了“被迫反应式”的“维权抗争”范式,提供了理解农民利益表达行为的新的分析框架。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农村考察指导,对加强基层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实践探索中,要切实加强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政府规制与农民创造:规划性变迁中的村社治理转型

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与变迁的历史来看,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农民需求、自发创造和政府规划、支助密不可分,是一种规划性变迁过程。在统筹城乡发展、人地流动的背景下,我国着力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是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创造性转换的探索,旨在建立新型的开放、多元的乡村治理机制。要推动村社治理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规制和支助,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明月清风扑面来——城口县明月乡做好新时期山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

当前，山区农村“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路、水、电，也不是资金、项目、产业，而是思想问题。用什么方法，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农民“思想通”的问题，是摆在各级基层党委、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城口县明月     

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物质收益持续提高。然而,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的基层治理格局,导致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经分离是珠三角农村的一项综合改革,通过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政经分离改革引发了农村基层治理秩序重构,农村选举焦点将从村委会转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亟待突破户籍限制,构建现代服务型社区;农民的制度规则意识、市场风险意识、责任主体意识均需不断增强。     

农村环境软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

软治理是一种以软权力和软法为依托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规则软法化、考核评价人本性等特征,有助于克服传统硬治理模式的不足。实践中,农村环境软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碎片化、软治理机制虚化、软法体系与效力不足、治理考核"硬取向"等问题和挑战。推进农村环境软治理,要着力建设生态型政府,强化政府农村环境治理职能;培育多元主体,提升农村环境自治能力;构建软治理机制,促进社会合作;完善农村环境软法体系,提升软法效力;健全农村环境考核体系,强化"软约束"。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乡镇改革与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县政、乡派、村治”是符合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需要的一种较好的制度选择。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农村基层政府无论如何改革,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政策认知、行为响应与农村环境碎片化治理——基于豫东H乡“清洁工程”的实证调查

推动乡村环境有效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豫东H乡"清洁工程"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往往达不到政策预期,主体缺位、执行异化、监督失范和行为固化四个层面因素使得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必须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以自主性建构与主体归位为基础,以规范执行与服务落实为保障,以标准式查验与双向监督为手段,以落地式引导与习性淡化为落脚点,逐步摆脱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实现农村环境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