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现代化战略导向下我国“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的高质量谋划

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长期发展。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的“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主题，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战略目标，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核心内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为关键抓手，把高水准的市场经济作为制度保障。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在于工业领域的现代化、创新领域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现代化。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对外开放、产业链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报刊媒体的“琉球观”研究

日本诉求钓鱼岛是基于主张该岛屿属于琉球群岛的谬论,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琉球群岛归属问题就引发了中国报刊媒体强烈讨论,形成舆论界的“琉球观”。通过分析与考察该“琉球观”,可以发现：舆论界强烈主张琉球群岛应该归还中国,充分意识到琉球群岛的战略地位,爱国民族主义和前瞻性认知应予以肯定;但受限于时代局限性,“琉球观”不能科学地认知琉球群岛的区域差异性和地理划界,这也造成了对钓鱼岛的叙述存在错误之处。作为中国研究琉球问题肇始的“琉球观”历史书写,不仅奠定了“琉球再议”的历史舆论基点,而且有助于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为当前中国讨论琉球问题和诉求钓鱼岛主权提供历史基础。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

从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善于结合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新，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为主要特征，后两个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过程就是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过程。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的革命性与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贯穿着鲜明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这种革命性与科学性不仅有其历史起源，而且以二者相统一为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在党的历史发展中虽有阶段性差异，但总体上一以贯之。牢牢把握党史主题和主线的革命性与科学性，要着重理解党领导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规律性，正确看待党的历史发展中的失误和曲折，警惕和抵御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浙江“重要窗口”建设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浙江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要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分析红色基因与建设“重要窗口”的内在联系,回顾浙江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之路,激活红色基因以指引“重要窗口”建设。只有继承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以新迎新、革新立新。只有继承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开好顶风船,不断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只有继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率先实现从“事”到“制”和“治”的转变。     

论唯物史观视阈下中国力量的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力量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力量具有历史性,即人民群众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中国力量具有广泛性,其涵盖阶级和阶层的范围广,并且中国力量的主体——劳动人民,人数多、作用大。中国力量具有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力量先进性最具体、最鲜明的体现。     

新时代关于党的历史主题重大论断的生成逻辑

历史实践本质是人的追求目的性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所必须推进和完成的具有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即为党的历史主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明确地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系统地阐释了党的所有奋斗的历史渊源、精神动力、历史起点、发展阶段、根本成就和基本经验,深刻地概括出党的奋斗过程的内在关联、演进脉络、历史本质和现实方位,形成了党的百年历史主题新的重大判断。这一党史观的重大创新,可以从理论形成逻辑和理论构成体系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嬗变

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是新时期共产党执政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来源,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巨大政治权威和个人魅力,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发展战略和成就,第三、四代领导集体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是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其伟大转折意义在于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在于,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     

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伴随着党的产生而产生、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震惊了世界,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特点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情出发,组建了一支来自工人、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形成了一个来自人民、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领袖群体;实现了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和依托,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