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浙江“重要窗口”建设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浙江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要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分析红色基因与建设“重要窗口”的内在联系,回顾浙江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之路,激活红色基因以指引“重要窗口”建设。只有继承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以新迎新、革新立新。只有继承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开好顶风船,不断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只有继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率先实现从“事”到“制”和“治”的转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研究

“亲”“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内容，而政商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因此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样本，从“亲”“清”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亲近感知度、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及廉洁感知度7个方面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测度体系，运用功效系数法对浙江11个地市2018年政商关系构建水平进行测量。测度结果表明，浙江省11个地市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总体情况较好，但呈现出地市区分度较强、差异性较为明显的特征，据此从提升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力、支持力，打造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新时代现代化新格局下“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与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现代化战略导向下我国“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的高质量谋划

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长期发展。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的“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主题，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战略目标，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核心内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为关键抓手，把高水准的市场经济作为制度保障。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在于工业领域的现代化、创新领域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现代化。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对外开放、产业链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延安精神与大生产运动

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与大生产运动密切相关。延安精神是大生产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为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大生产运动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精神提高了党指挥大生产运动的能力;延安精神不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而且在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发挥积极作用。     

“套路贷”及其衍生犯罪的逻辑展开

当前法规对如何认定与处置“套路贷”犯罪作了规范与要求,但对该类犯罪的衍生形态“套路借”犯罪的处罚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这在客观上会影响并制约对“套路贷”犯罪的打击效果。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有必要对“套路贷”及其衍生犯罪的深层逻辑展开分析。利用逻辑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对“套路贷”犯罪的逻辑内涵、逻辑前提、逻辑构造进行深入研究,即对构成“套路贷”犯罪的结构要件与方式要件,以及确认此类犯罪的基础事实与特别事实,形式事实与内容事实展开分析。并由此发掘治理“套路贷”及其衍生犯罪的底层逻辑,即以行政规制为逻辑起点,以金融规制为重要环节,关注证据标准,明确违法与犯罪的区分,同时做好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