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形成了项目制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各地农村的情况来看，项目制面临着资源投放效率低和基层治理矛盾频发的双重难题。针对项目制的实践困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改变资源输入方式，落实村级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激活了村民自治，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民主供给模式，确立了村社的主体性地位，打通了“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各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关联。此种公共品模式还起到了培养村庄民主风气作用，促进了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效率、公平、稳定是政府资源配置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当前城乡二元的公共品供给体制是政府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和公平的体现,这一体制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深刻的现实原因。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结束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错位,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转归政府,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体制,是政府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     

政府治理效率: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大问题

效率是指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如何提高效率,即运用有限资源完成复杂、多样的治理目标始终是贯穿公共管理学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当前,社会矛盾的性质转变要求更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发展观念的变化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则进一步凸显了资源的稀缺属性,这些变化都迫切需要政府在治理中更加重视效率维度。与政府作为超大型公共组织的性质相适应,政府治理效率包含了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组织运行效率三个层次的主要内容。知识无边界,学术有分工。公共管理研究效率不是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工作的替代,而是重在增加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制度供给。具体来看,纵向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地方财税体制的建立,以及重点任务与常规治理机制的平衡等理应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重点议题。     

论“一事一议”政策的合理性及推进策略 ——基于政策实践悖论的反思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政策设计意图应该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从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进一步缓和国家与农民关系，促使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型和塑造现代公民意识的视角下去认识。“一事一议"政策本身具备实现其政策设计意图的功能。但这需要在剥离其筹资筹劳职责的基础上通过逐步落实城乡均等化的公共品供给政策，并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农力度。     

中央环保督察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与路径优化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有效促进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总结中央环保督察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和优化路径对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视角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督察主要可分为督企为主的环境监察阶段以及党政同责的环境督察阶段。从运行机制来看,纵向上中央环保督察主要通过强化党的领导以提高地方政府对生态政策的执行效力;横向上则通过全面覆盖党委、政府和市场主体等以强化监督和促进整改。为保证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有效落实,应继续积极调动群众力量以激活监督力、坚持党的领导以坚定价值取向、完善制度构建以确保长效性。     

社会化: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取消农业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是对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社会发展和管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公共服务社会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有效的探索路径,社会化能够实现多元化供给,满足农村居民目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社会化能够激活民间责本的参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社会化能够降低公共服务运作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运作效率.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化的基本逢径出发,建构科学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     

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德治”的载体,新乡贤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制度供给和推动集体行动。其中,制度供给是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过程中提供基本的博弈规则,而治理共同体的各主体各司其职,完成多层级的制度供给。新乡贤负责供给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互惠机制。在集体行动中,新乡贤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拥有一定的治理资源,可以有效解决行动初期的初始成本难题,并通过德行领导来动员和组织村民。同时,新乡贤推动形成嵌套组织结构,不仅提高了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而且降低了组织成本。事实表明,新乡贤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后税费时代农民权责失衡与治理性危机

税费改革以后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弱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而在强调和谐稳定给予基层组织强大压力的又一新形势下,出现了农民越来越伸张权利却规避义务的现状。取而代之的"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和"一事一议"的制度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陷入困境。当下基层治理要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目标,更是急需理顺农民对集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加强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公共治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基于五乡镇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规范含义是帕累托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本文运用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满意度来刻画公共产品的效率,将公共治理的各项指标作为自变量,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可能路径及制度设计。     

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路长制的考察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以路长制推进"微治理",整合多元主体力量确立共建制度、建立共治机制、促进共享实现,激活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这一实践探索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共治自治中的组织领导作用,用制度机制保障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机会和权利,发挥了自律、互律、他律协同治理的效能,促成了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善治成效。     

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的“奥尔森困境”——一个自治范例及其启示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和其他农村公共品一样。在乡村道路的供给中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在分析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供给模式来寻求改进现有供给的方式，是破解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奥尔森困境”的关键。山东省某乡镇在乡村道路供给中的自治模式取得了成功。其信息发送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如何将实例中所体现的这种合作意识和制度设计理念融入到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中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制度设计者所面临的一大挑一战。     

石家庄市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二○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石家庄市社区治理在实现整体推进的同时，仍存在党建引领效用不突出、多元治理碎片化、社区服务高效供给不足的现实困境。探索石家庄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的实践路径，需要着力增强党建引领的能力，构建集体行动的基础，实现社区服务的高效供给。     

完善“双管双责”机制 搭建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化平台

正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对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更好发挥党员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烟台市从创新制度设计入手,探索建立"双管双责"机制,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功能,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的组织和党员与群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取得了积极成效。创新党员管理方式,固化党员联系服务群众职责。"双管",就是突     

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

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积极转变职能打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机关,建设服务政府、责 任政府、法治政府。从大包大揽、高度集中、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中跳出来,重点在于维护市场秩 序、营造发展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深层次思想认识,以服务换效 益,以服务换项目,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生产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基层民主,保持有活力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又是农村公共品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基层民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的难题。改革、发展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前农村公共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重失灵。元治理视阈下构建"一核多元"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可以避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失灵。"一核多元"型供给模式构建的路径在于:突出政府的核心地位,加强内部元治理,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系统;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手段培育发达和规范的养老服务市场。     

囊谦县 建好“组织网”，打通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

正为进一步落实"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要求,囊谦县通过建好一张"组织网",探索建立了"党建引领、共建共享"的全县域基层党建网格化新模式,切实打通了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末梢神经"。根据"网格建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在哪里"的原则,将支部建在网格上,激活每个党支部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