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季,中国外交部的“夺权”闹剧(一)

1967年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首都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七二○”事件后从武汉“胜利”归来。除了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帮“文革”“精英”外,连“畏寒怕汗”的林彪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了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这种前所未有的“礼遇”,令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雄视万众欢腾的王力受宠若惊,禁不住飘飘然起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吹棒下,王力一夜之间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功臣”和“英雄”。此后,他更加不遗余力地到处煽风点火,为林彪、江青效劳,遂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国外交部。     

王力沉浮录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曾经是党内才俊     

“文革”中“三大干将”人生结局各不同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E、关、戚”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但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忆毛泽东主席援引罗隐诗

忆毛泽东主席援引罗隐诗刘华秋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晚，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接见了外交部的驻外使馆参赞姚登山，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王力否定建国以来外交战线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说什么“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诬称“外交...     

武汉“七·二○事件”始末

1967年,在军队“支左”等问题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对中央文革放了一炮。江青煸动军内外造反派冲击武汉。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谢富治在武汉公然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致使武汉两派发生了剧烈的武斗,死伤惨重,引起了武汉军民的巨大不满。     

武汉“七·二○事件”始末

1967年7月20日,江城武汉发生了因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而质问、围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事件。当时,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林彪、江青立即盗用中央的名义称:“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一     

“七二○“事件前后的陈再道上将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起军民因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而质问、围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事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林彪、江青立即盗用中央的名义称:"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消息不胫而走,一些外国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扣留了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变."     

戚本禹沉浮录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     

粉碎“四人帮”后中组部的一场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到十一月,“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郭玉峰仍任中央组织部长,掌握着中央的组织和人事大权,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他在中组部经营多年,有基础又有靠山。袁任远便和其他人联名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三封信,要求中央派人调查中组部的问题,未见答复。郭玉峰“文革”时是中组部的军代表,干了很多坏事。副部长高淑兰原是长辛店的工人,“文革”中成了十大候补     

刘少奇冤案始末(续)

【上期提要】 1966年5月30日,经毛泽东同意后,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等向北京地区高校及其他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以指导“文革”运动的开展。这一举动引起了“文革小组”的不满,毛泽东回京听取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第一线领导极端不满。1966年8月1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致使刘     

“特色”与“特区”

今 年是 邓小 平 百 年 诞辰 ,又值 中 华 人民共 和 国建 国 55 周 年 。 从 报刊 、广 播、电视 、网 络 大 量 的 文 章 节 目 中 ,从 人 们 对 他的 真 切 怀 念 中 ,我 感 到 ,作 为 改 革 开 放 总设计 师 的邓 小平 同 志 ,似 乎 从 来就 没 有 离去,他其 实一 直 就在 我们 中 间。 25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使 “中 国 式 ”的 社会主 义 ,从横 向 看,既 不 同于 世 界 别 国;从纵向 看 ,也有 别 于自 己过 去 。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 义 之所 以 成 功 ,我 以为得 力 于总 设计 师 邓 小 平 “做 模 型 ”、“建样板 间 ”的方 法 …     

说"诚"道"信"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提出:"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自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曾国藩也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所有这些都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崇高的要求,并激发人们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棉花刘”变成“抢手刘”

年轻时,他首创亩产皮棉超百斤纪录,是远近闻明的"棉花刘,离休后,他带领农民科技致富,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村民们争着抢着让他去讲课搞培训,人们又开始叫他"抢手刘",他就是彰武县离休老干部刘承福.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成为衡量我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同一历史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判断标准,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两个务必”与“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作为反映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的一种历史现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牢     

“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着重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和历史地位等。为此，需要回答“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的关系。“两股进步潮流”与“两个先锋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     

"三个代表"与"三个考验"

“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对“三个考验”的挑战作出了适时而有力的回答。     

从“认识你自己”到“成为你自己”——论人的生成维度、自由维度的开启

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人正是在“认识你自己”的过程中，才实现了自身的完善与超越。然而在对人自身的认识过程中，形成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的本质看做先验的或预成的。因此，现代人学思想要排除对人的本质规定，把人看做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人被认为是自由的生成之物，而不是固定的预成之物，于是便实现了对人自身的认识从人的本质维度向人的生成维度和自由维度的哲学转变。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李海涛 @张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