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现状与优化对策——以广西雁山为例

文章通过采取实地调查研究并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了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雁山区的执行现状。调查发现，该政策在桂林市雁山区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宣传力度不够、参保率偏低、缴费结构不合理、农村居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新农保的参保率，分别从政策的主体、政策本身、政策的执行者三个方面挖掘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对症下药，提出一些优化对策。     

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利益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梳理了美国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提出应重视发挥各类社会利益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使公共政策体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关注和需求,使政策目标平衡各类社会主体的合理利益,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     

河北省房地产税收贡献度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河北省房地产税收规模及对税收收入贡献度不断提升,但与全国特别是中部地区平均水平相比较,河北省的房地产税收贡献率还比较低,房地产税收结构仍比较滞后。这主要源于河北房地产市场供给不足、需求不旺,同时也与政府政策不活和税收征管不强有关。推进房地产税收收入增长,需要征税客体和主体同时发力,客体即房地产市场,应改革供给侧、扩大需求侧;主体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搞活政策端、强化征管端。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政策执行过程的一个环节。由于监督的不完善，政策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走形变样，直接影响到了政策目标的实现。面对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将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机制和完善法律等方面加以解决。     

刑事政策主体辨析

刑事政策主体的界定与人们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密切相关，刑事政策主体问题本身就是刑事政策概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主体指的应当是制定主体而不包括执行主体，市民社会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地方国家机关也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     

简论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及规范途径

公共性作为政策的核心价值,是保证政策合法性、权威性的关键因素以及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标度。由于政策主体、客体及环境多重因素的作用,公共性缺失成为政策过程常见的现象,公共性缺失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理念,以及公共政策"公共利益"这一最为核心精神的背离,所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容的。因此,如何规范政策公共性是当前应予关注的问题。基于政策主、客体与环境在政策公共性缺失中的肇始作用,可以从政府主体、公众客体及制度环境三个角度着手寻找破解途径。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研究——以宿迁市为例

从2012年11月开始,宿迁市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例如,不同制度间的政策规定不同及待遇差别。从政策、经济及技术方面分析原因,提出制定公平的待遇计发办法,发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调剂作用以及推广社会保障卡等解决对策,来保障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使其真正融入任意一项养老保险制度中并享受公平待遇。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一个系统论的比较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二者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存在差异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先导,更加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社会政策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得它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     

试论信息型人格权

在制定我国民法典过程中,关于人格权的设置问题有很多争论.通过历史考察,旨在说明对人格权的客体认识不清是争论的原因之一.人格权的客体是复合的,包括物质、能量和信息.物质和能量型人格无法权利化,而信息型人格可以权利化,所以德国民法典唯独出现了姓名权的规定.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预约保险合同与其项下航次保单的关系

预约保险合同与其项下航次保单紧密相连。当前有关预约保险合同与其项下航次保单关系的观点均存在一定不足。在任意型预约保险合同下,航次保单才是真正的保险合同;在义务型预约保险合同下,航次保单应视为双方对该航次保险内容的修正。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建议将我国《海商法》相关内容修改如下：预约保险合同下的保险标的必须特定化、保险标的必须全部投保、申报必须依次进行、善意的漏报或误报可以进行矫正等。     

人身保险合同常见条款研究

在长期的保险实践中,保险业界逐渐形成了一些规范人身保险合同的条款,常见的有不可抗辩条款、年龄误告条款、自杀免责条款、战争免责条款、宽限期条款、复效条款、不丧失价值条款、保单贷款条款、保单转让条款。这些条款衡平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促进了寿险业的健康发展,维护了寿险市场的正常秩序。     

我国生育保险的立法进程与完善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支柱,生育繁衍历来是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生育保险不仅使家庭在经济上获得一定数额的补贴,而且使生育女性能够保持收入和重返工作岗位。我国的生育保险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生育保险立法与新中国同步。改革开放前,生育保障实行用人单位责任制,各项费用都由所在单位负担。改革开放后,由于企业生育女职工所占比例和经济效益不同,导致企业为减少生育开支不愿或少招用女职工。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开始生育保障改革,农民工的生育保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社会保险法（草案）》中,“生育保险”仅有六个条文,难以满足应有之需。     

我国保险业面临的风险与对策

保险市场开放是我国加入WTO必须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民族保险业客观存在的政策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迫切需要政府加快保险监管体系的建设，改善保险业宏观经营环境，健全、完善保险业内控制度也是历史的必然。     

保险标的转让与保险合同效力的维持

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合同应随之发生转让，合同效力延续，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应履行通知义务。除非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禁止转让，或者转让将导致保险标的风险显著增加或对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权利产生明显不利时，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对重复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

重复保险的立法是以贯彻保险补偿精神、防止不当得利及道德风险的发生、实现各保险人对损失的合理分摊为原则.保险人订立重复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负有重复保险的如实通知义务.凡是投保人出于恶意,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法律后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

保险领域中,公共政策要求“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犯罪中获利”,但须区分“一个人不能从他人的犯罪中获利”之情形。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应视保险目的与功能而异其法律后果:若被保险人因预谋犯罪而直接谋求保险金,保险人当然免责;若被保险人在投保二年后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虽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但应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若故意犯罪并非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保险人不能当然免责。     

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它的发展优劣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风险转嫁、损失分摊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当前,我国的农业保险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如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没有国家的补贴政策、没有经营主体愿意承保等.基于这种现状,我国必须建立符合国情的包括国家财政补贴制度、再保险制度、巨灾风险基金制度、税收减免制度等在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保单质押的基本法律问题探析——实践的审视与规则的梳理

保单质押贷款在金融实务中普遍使用，但是由于实体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作为一种权利质押形式，保单质押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保单质押的标的是保单现金价值请求权和投资保障性财产保单之给付金受领权，该两项权利具有可质性。具有现金价值是人寿保单质押设立的前提，只有投保人具有以保单出质的权利，交付、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的同意是保单质押公示的方式。与其他权利质相比，保单质押具有一些特殊的效力。     

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区域不均衡研究

由于政策规定和执行均存在差异,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区域不均衡显著。文章分别采用广义熵、阿特金森指数和基尼系数测量顶部、底部和中部不均衡,先考察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省内、省际不均衡,再采用PSM-DID和准合成控制法识别2016年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对区域不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省内不均衡程度,贵州最低,福建顶部和中部较高、辽宁底部较高。2008-2017年全国顶部、底部和中部省内不均衡总体下降,其中天津降幅最大,但还有约三分之一的省未下降,且2016年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加剧省内不均衡,尤其是底部不均衡;2008-2017年全国顶部、底部和中部省际不均衡总体下降,2016年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减弱省际不均衡,尤其是底部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