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与中原城市群比较分析

为落实中央“中部崛起”战略,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新变化规律,中部地区正着力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为主体的中部城市圈(群)。本文选择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武汉城市圈与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原城市群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提出进一步加快武汉城市圈发展政策及建议。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巡礼

2003年11月8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打造武汉城市固.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由武汉及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9市构成的“1＋8”区域经济联合体，是湖北省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低碳经济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建设低碳社会，是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当务之急。文章介绍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其经济学内涵，指出低碳经济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随后阐述了低碳经济兴起的背景及理论基础。武汉城市圈是“两型社会”建设综改区，但工业化中期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结构对武汉城市圈资源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文章通过分析武汉市的生态足迹赤字和“脱钧”（节能减排）发展情况，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的建议。     

中国城市圈发育中的“区域城乡集合体”现象——对三个城市圈案例的剖析

“区域城乡集合体”是我国城市圈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发育中,由于区域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平衡,若干城市圈呈现为一种以不发达县域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包围特大中心城市的特殊格局。文章着重对重庆组团城市、武汉城市圈和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区域城乡集合体”现象作一些剖析。     

促进武汉城市圈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税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能克服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局限性。政府有必要采用适当的财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予以财税支持,使以武汉为核心的中部地区城市圈能够名副其实地与“长三角”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圈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发展的“金三角”,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     

“两型社会”视角下武汉城市圈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产业集群发展对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武汉城市圈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第二产业在武汉城市圈中的区位熵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化发展优势.武汉城市圈各地区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结构雷同、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严重,与“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不相适应.应通过调整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营造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环境等措施,促进城市圈产业结构升级,保证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健康、绿色发展.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要重视保护河湖——对梁子湖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梁子湖是武汉城市圈具有独特生态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 随着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步伐加快，梁子湖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越来越重要，在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现有生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对缓解武汉城市圈经济密集区的发展给生态带来的影响，形成城市圈基本生态框架和生态调节功能．     

基于产业集群的武汉城市圈农产品现代物流研究

农业产业化的加强,使农业与工业、商业的关联日益紧密。以农业为核心,培育农业产业集群,利用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建设农产品的“大生产、大市场”,从而发展“大流通”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武汉城市圈应借助产业集群形成的“大生产、大市场”,构建武汉城市圈农产品大流通的现代物流体系。     

武汉城市圈同东部沿海经济圈经济税收比较研究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给中部各省市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武汉城市圈对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本文试将武汉城市圈同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经济圈进行对比，通过社会经济、税收等方面的对比，提出一些税收政策方面的建议。     

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造和发展

从空间联系和经济发展趋势看,中部地区将成为我国一个具有比较完整经济体系的区域,因此,发展能够带动中部崛起的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只靠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还不足以承担起支撑中部崛起的重心,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就是要抛开以行政区来划定城市群的做法,按照城市群发展的自然规律,通过构建城市间合理的空间关系,来推动城市群的发展,从而促进中部地区的快速崛起。要在做大做强武汉城市圈的基础上,加强武汉与岳阳、九江和信阳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共同打造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带动中部地区的崛起。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看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敢于承认理论的局限性,尊重实践,勇于探索,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为我们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典范。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实践转向"彰显"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促进"实践转向"。"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交相辉映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永恒的生命力。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

论文分析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的具体情形,特别强调了冲突的三种类型和具体条款,并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