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设计中的得失分析

三权分立学说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各国建立怎样的政府组织原则、国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该如何解决、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以及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但在三权分立原则践行过程中出现的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权力失衡的问题及对“权利制约权力”重要     

权力控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途径

基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本位”之假定,我们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野,认为职务犯罪是“权力——权利”结构性失范情况下的权力“异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控制,这可以通过人治来完成也可以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和社会二元化互动关系使法治模式成为最可靠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达至对权力的控制:一是实现社会自治,以权利制约权力;二是建立法治国家,以法律约束权力。本文最后,基于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较为具体的法制化建议。     

法治视域下的权利本位解读

权利本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与权利本位具有直接相关性和发展同步性。权利本位基于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义务以及权利先于功利的逻辑,在理论上厘清了法律制度建设的起点、重心和方向问题,为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发展进而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维护权威

20世纪以来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深入 ,全球网络化的社会互动模式已成普遍现象 ,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的权力和权利观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转向法理学视野审视和论证的新变化。制约权力 ,实现政府分权制衡 ;保障权利 ,提高公民合法权益 ;维护权威 ,实行国家法治方略 ,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经济市场化、政治法制化、权力制约化、社会生活 (权利 )现代化与“解神圣化”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     

法治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正只有建立起法治政府,才能科学界分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充分保障社会的自治活力与公民权利的生长。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对权利的主张与保护是法治的两大核心主线,只有实现权力的约束才能达到对权利的保护。政府基于公民权利而存在,法治通过对政府权力的规范,既确保公权力为私权利服务,又防范公权膨胀损害私权。所以,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力能否被关进制度笼子、政府公共治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要求、行政执法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行政部门执行法律法规的效果等,都是衡量国家法治状况的核心要素。     

有限政府权力界限的多维解析

权力界限是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从宪政法治来看，有限政府的权力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并应遵守法定权限、合宪和权能分工与制衡这三个原则；从民主权利来看，有限政府的权力界限应止于人民的授权范围，民主权利将约束政府权力；从市场经济来看，有限政府的权力行使应始终厘清“政府归政府”、“市场归市场”的界限，当好“掌舵人”的角色；从公民社会来看，有限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能侵入公民私人领域，政府治理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平等，社会能有效制约权力。     

浅议行政执法责任

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 ,它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行政权是行政法的核心 ,是行政法治的关键。鉴于法治是“在法律规束住了国家权力和政府后而使权利在人和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1] ,因此 ,规束行政权无疑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行为方式的养成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行为方式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的有效实施.只有将法治思维运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将法治行为方式表现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才是真的“法治”.领导干部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具备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行为方式的重要性.“人治”与“法治”这两种治国方式,孰优孰劣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可是如果没有“法治”的具体实践和运用,难免又会落入“人治”的窠臼,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领导干部的塑造和要求可以避免“人大于法”的出现,至少能降低或减少此类问题的出现.     

论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

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是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法治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如何发展的问题。文章通过对法律权威性、权利性和平等性产生基础的分析 ,指出法律权威性、权利性和平等性是市场经济对法律的必然要求 ,法律必须反映这些要求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全社会特别是国家机构和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大力培育尊重法律、尊重个体权利的意识 ,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     

应正确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

中国社科院宪法学家李步云最近说,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意义重大,需要我们正确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依法治国属“法治”论,是相对“人治”而言的,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法律只是一种治理老百姓的手段,它已成为某些干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实际上从法律本身来看,它的核心作用是解决权利与权力这两个问题,即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对个人、集体与国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合理的分配与调节;同时,对政府的权力和行为作出规定,以防止其权力过大和滥用权力。官     

规范国家权力 建立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作为整体来说是国家权力原所有者。但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却是人民委托的国家机关及基公职人员。国家权力的先例不当或滥用，是产生腐败和损害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现代民主政治在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也确立了法治原则。法治原则不只是限定公民不得有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求国家权力必须置于法制的规范之下，其整个运行过程（包括权力的配置、获取、行使、监督等环节）都必须严格依法，从而使国家权力既有合法的权威，又不致损害公民的权利。所以，以法来严格规范国家权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权利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理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宪法通过对国家根本制度的设计,构建了一个用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用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在中国,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以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制约行政权和司法权、以人民主权制约执政党的权力三个维度的制度设计,为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奠定了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的实现,使制度设计转化为制度生态。由于政治体制的问题使已有的制度设计在一定范围和某种程度上形式化了,从而导致权利和权力关系的扭曲。这是当前中国诸多矛盾的总根源。而要真正实现权利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必须真正落实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类选举中全方位、大尺度地引入竞争机制,构建平等竞争的民主体制。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从行政权力多元控制视角看预防贿赂犯罪

行政权力良性运行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约束行政权力是构建廉洁政府、预防贿赂犯罪的重点。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有两类方式:一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二是权利对行政权力的约束。要实现权力和权利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就必须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行政权力设定边界。     

走向权力与权利的和谐——解读和谐社会的一个视角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制起着基础作用.要通过制度的保障和支撑来达到法治的和谐,就要解决好权利权力的和谐问题.文章探讨了权力权利的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分析指出了当前权力权利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提出了使两者走向和谐的对策建议.     

呼唤韩非子——兼谈林语堂的法治思想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惩治腐败、治理国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这两种哲学在中国古代的代表者分别是孔于和韩非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人治或“仁政”。儒家思想从性善论出发,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仁人君子,从而把他当作绅士对待;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会像照看他们的孩子们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主张人民应该对政府官员予以绝对的信任,并给予他们以无限的权力,而不必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自己的权利由政府和官员们代表并给予保护。法家思想则相反,它从性恶论出发,主张建立一套完善     

制约权力的实现路径探析

权力制约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是在当前中国如何使制约权力由理论变为实践?本文论述了“以权治权”及其局限和“以德治权”与其困境,探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三者并重的权力制约新路径,并从这一视角出发解读中共中央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国家权力限制与司法人权保障

文章通过分析2009年砀山“10·7”特大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一事来研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存在的缺陷及问题，并比较公诉领域中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最终提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司法人权，以此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系的意见和建议。     

论"法治"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求

本文就法治的科学涵义、基本要求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分析了法治首先表现在立法民主 ,这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概述了法治的关键和重头戏在于依法行政 ,其目的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论述了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 ;同时要使权力能够在人民的监督下依法赋予、获得 ,通过法治对权力进行制约 ,并为权利提供保障。     

论权力监督的法治诉求

权力监督对法治的诉求越来越明显和强烈,实际上这源于现代政治文明质的规定性,是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必然要求。权力监督的实施,首先涉及到权力的理念问题。法治的诞生打开了终结绝对化权力的理念之门,意味着权力的运作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的规则迫使掌权者按既定的行为方式行事。权力监督有不同的实施方式,但对法治的诉求是它的基础和核心。从社会主义权力监督的“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价值取向上,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它对法治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