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限制契约自由的必要性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三大基石之一,对促进社会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19世纪末,在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及格式合同大量使用的背景之下,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的契约自由原则,已滞后于社会的进步,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已成为必要。本文试从一般性和典型性两个方面来分析限制契约自由的必要性。     

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契约自由——以格式合同为例证

吉尔莫所谓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也即和契约正义"合体"的契约自由的丧失。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着"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契约自由背离了契约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契约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契约的再生。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格式合同,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合体"。本文以格式合同的典型司法案例为例证,研究了如何将经济法关于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引入格式合同的民商事审判,以探索一条如何达致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新的"合体"以及契约自由再生的司法实践路径。     

发生情事变更时可依诚实信用原则变更合同条款

【裁判要旨】合同法强调契约自由的同时亦重视契约正义,契约自由的目的正是为了追求契约正义。对于丧失契约正义的合同,法律应予以救济。当发生情事变更导致合同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时,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变更合同条款,以维护契约正义。     

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论显失公平合同可撤销所体现的现代民法的价值理念

在现代民法的立法实践中,将更注重客观结果上不均衡性的显失,公平合同也纳入到可撤销合同之列的做法,表面上似乎与契约自由原则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但实际上却体现着现代民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理念的精神。     

论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着重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强调订立合同双方的约定而非法定。随着历史的发展,契约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契约自由原则是契约发展的重要原则。是实现契约内容的重要保障。契约自由承载着法治的核心价值,对契约自由的适度的限制,有利于实现正义与自由的平衡,使当事人在守法前提下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     

契约的正义——读《法律、立法与自由》札记

通过对哈耶克自由主义法律理论的解读,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解契约正义的思想理路。即在自由主义的视域中,自由是正义的核心价值,正义实为对人的意志本身的评价,而不能从行为结果衡量,因此,不管缔约人追求的具体目的如何,我们应以缔约人意志的自由状态作为评价契约是否符合正义的基本标准;普遍的契约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的保障,缔约意志实为其内在动机与外在法律互动的结果,唯有以契约法为核心的私法具有保障契约自由普遍实现的功能品性,因此,所谓契约正义实为缔约人依私法自由缔约的契约本身。     

契约自由的失衡及其矫正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唯一根本的原则，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绝对的契约自由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相对的契约自由前后两个阶段。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过渡是由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哲学文化等...     

契约法规范的性质演变——评拉德布鲁赫“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越来越趋于动摇”

契约法规范从契约神圣、契约自由到契约正义和契约法的适当积极体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政治基础的变迁。追溯历史,契约法在有限与有为中交替前进,个人权利也在绝对自由和相对限制中螺旋上升。契约法的扩张背后正是社会发展和人文关怀的需要。     

契约自由、国家干预与中国合同法

契约自由原则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近代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本世纪以来，国家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并非对契约自由的根本否定。契约自由作为契约法上的基本原则的主要地位并未动摇，相反，更加科学、合理。文章认为，我国合同法既要高举契约自由的伟大旗帜，又要防止契约自由的无限滥用，坚持国家适度干预下的契约自由，只有如此，才能使真正的契约自由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论契约正义的本质

契约正义的实现始终是契约法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对契约正义的认识也是研究契约法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从契约自由和契约公正两个方面界定契约正义,对二者的本质内涵进行了分析。     

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资产阶级立法认为契约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但是,进入20世纪这种以个人本位为主导的思想受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冲击,各国立法纷纷对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     

试论契约自由及其在我国合同法中的地位

毫无疑问,罗马法应该被视为研究契约自由的起点.正是在罗马法中,契约制度首次得到了全面规定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正是罗马法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观念和思想.契约自由从思想到原则的转变是在法国民法典中实现的,而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契约自由逐步受到限制.在我国合同法中,契约自由也得到了确立,它不仅是我国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我国合同法的最高原则.     

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趋势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契约自由绝对化，故而引起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吉尔莫主张的“契约的死亡”，而是契约理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完善与丰富。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从立法本位角度出发，通过从尊重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本位转向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本位，限制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荚美法系国家一方面通过传统契约理论一约因，来限制契约的自由；另一方面经过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对特殊领域有专门的立法限制契约自由的发展。     

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资产阶级立法认为契约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但是，进入20世纪这种以个人本位为主导的思想受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冲击，各国立法纷纷对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     

对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的几点思考

公序良俗原则的法哲学基础在于对相对理性主义的承认,它作为契约正义的体现,是对传统民法中的契约自由的修正和限制;这种限制并未削弱契约自由,而是以维护契约自由为终极目标。     

论契约自由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价值

契约自由作为近现代契约法的基本原则, 兴起于１９ 世纪。它之所以在１９ 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原因在于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即西方各国逐渐通过工业革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为交易的自由进行提供了经济基础; 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契约自由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 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四个方面的内容, 各国以不同的方式, 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契约自由的兴起具有如下历史价值： 第一, 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限制, 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 第二, 进一步发展了人文主义的伦理观; 第三, 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17世纪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自由原则被确立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原则。但当时在个人本位的历史条件下,契约自由原则被绝对化,到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原则就遭到了质疑。随着罗马法发展,诚实信用原则对交易的当事人和法官裁量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补充,其规范了合同的缔结、履行、终止及终止之后的整个过程。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正当程序的阐释——以自然法为视角

自然法蕴含的理性、正义、法治、权利等观念塑造了西方法治精神。发端于英国的正当程序作为西方宪政与法治传统中极其重要的理念和制度,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密切相关。自然正义源于自然法,自然法要求的采取回避和听取申辩原则,构成了正当程序的核心内容。美国宪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将自然法原则法定化。在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尤其是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从自然法的视角对其进行阐释,使正当程序成为捍卫自由主义、契约自由与个人基本权利的有力武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法的继承与超越。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弘扬契约精神

现代法制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契约精神有着内在联系。契约精神是现代法制的灵魂;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社会主义法制是作为商品交换基本形式的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原则的制度化、法律化,其宪法也显示了在契约(含社会契约)原则和契约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以“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相结合为原则的法律资源配备模式和相应的权利与权力结构,因此必须弘扬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