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美日加强防务合作的动力和进展

2017年以后,美日两国都开始表达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忧,两国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认知基本一致,都认为提高两国防务合作,加强同盟威慑力,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必要举措。在这种战略共识的支配下,2017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防务合作有了更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升协作能力、提高进攻能力、强化联合反导能力等三个方面。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     

美国思想库对美韩同盟的研究——以CSIS、CNAS、CATO为中心

美国思想库普遍认为,在美国实力下降的大趋势下,获得韩国的支持是维系美国霸权的必然之举。韩美同盟有助于遏制朝鲜,更有利于围堵中国,也有益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之,美国必须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来改造韩美同盟,劝服韩国为己所用。当然,也有个别思想库学者认为韩美同盟是个两败俱伤的同盟,理应放弃。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支柱,这不仅因为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韩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但是随着“冷战”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尤其是韩国国内政治的演变,韩美同盟关系也已出现了引人注目而又意味深长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韩美同盟关系略作展望。一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进行了调整。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韩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朝鲜与美国…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分析

传统意义上,管教罪犯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责任。美国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监狱私有化趋势。通过对美国监狱私有化原因、问题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竞争性和公私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人监狱能够大幅度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但监狱私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私有化所导致的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11月6日:任命丁斌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命王欣太为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任命王衍为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任命邵建成为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     

中江兆民的和平思想——以《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

作为近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领袖,中江兆民的思想向来倍受研究者们的关注。有关其代表作品《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分析文章亦数不胜数。兆民的和平思想以小国主义为特征,是近代日本和平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他的和平思想中,不仅能看到西方近代的人权观念,还能找到东方传统的和平观念。本文从近代日本和平思想发展轨迹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兆民的思想,以《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浅析其和平政治思想的特征。     

新加坡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新加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抑制腐败的国家之一,其严密的刑事法网、强力的反贪机构和严厉的刑事执法,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贪腐犯罪,也彰显了其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