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再次发现了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2004年7月菲律宾因人质事件提前从伊拉克战场撤军之后,菲美安全合作遭受重创,但随后又有所恢复。这一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但是中菲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未能动摇美国在菲律宾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菲律宾的反恐合作只是菲美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美国更重视发挥菲律宾在其全球军力部署中前沿阵地和安全合作站点的作用,美国的这一意图也反映在2014年菲美《加强防御合作框架协定》之中。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出于对本国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通常选择"大国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根据不同标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同的类型。此外,小国实施"大国平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文章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应基于"多维度-多因素"视角;中国周边和前苏联地区的小国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不能将"均势"、"制衡"和"平衡外交"相混同。基于上述观点,文章探讨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马来西亚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实践,分析了马来西亚"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机、特点和条件,并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的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小国在外交领域很难有大的作为,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一思维定式的简单表述。不过,在观察当代国际事务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国凭借其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联合成立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外交能量。通过巧妙利用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小国不但可以从中收获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实现一定的政治、安全利益。本文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在多边国际组织、自由贸易协议、次区域合作等实践领域中的经济外交行为,总结了其中的经济外交策略及其启示。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9·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特点与前景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显示出差等式的力量结构与复合式多边均衡结构并存的局面,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国力量消长集中在亚洲的次区域层面,中亚地区已成为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最为关键的核心战略地带.半年来,大国关系中单边主义外交甚嚣尘上,但也存在着找到一条大国间平等互利、协调共进的发展合作途径的可能.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印度的外交战略及其在大国关系中的博弈

本文从国际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入手,分析了印度的地缘战略形势和印度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阐述了印度的外交战略、外交理念上的"不结盟"与外交实践上的务实性和全方位性;并分析了印度在美、俄、中等大国中的关系以及印度的外交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菲美特殊关系与马卡帕加尔民族主义外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冲击牢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基石。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发起了以"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民族主义外交改革运动,企图借助沙巴领土争端和马菲印多提升菲律宾的独立形象和国际地位。但是,此时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仍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当印马对抗加剧、美国态度转为强硬后,马卡帕加尔政府又急于重回特殊关系的轨道。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运动是菲律宾外交"去特殊化"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菲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澳大利亚安全认知与实践的两难抉择

自美澳同盟建立以来,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强化。但由于美澳同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外交决策的独立性与结构性限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其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观念的碰撞始终影响着自身安全认知的形成。当战略环境出现变化时,澳大利亚的安全认知就会面临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抉择的过程。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再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具体到政策选择上,这将对美澳同盟的发展以及中澳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2012年南亚地区形势回顾与展望

2012年，南亚多国政局遭遇动荡，朝野矛盾突出；大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势头受阻，但小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尽管各国寻求平衡与多元化的外交趋势日益明显，但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改善，我在南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地区安全形势仍然突出，恐怖案件层出不穷。2013年随着北约从阿富汗撤军步伐的加快，安全问题可能变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