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决制与协商民主

本文通过对比票决制与协商民主、以及中、西协商民主所依赖的利益基础的差异,探索协商民主形式在我国的适用性。文章得出的研究结论认为协商民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形式,但它在中国的有效应用依赖于成熟的票决制对中国民主政治文化及民主习惯的提升。     

谁更为民主：协商民主抑或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多数学者把它认为是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或是民主理论的一种转型。作为与选举民主相对应的第二种民主形式出现，协商民主标志着民主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继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从学术意义上提出和使用“Deliberative democracy”（协商民主）之后，     

国内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评析

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因为其深化了对民主内涵的认识而受到了国内政治学界的重视与研究。近几年以来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不断增多，2003年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了《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一文，是国内较早的协商民主研究之一。2004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共中央编译局陈家刚博士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该书全面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的主要观点，为国内协商民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协商民主研究正在成为国内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内涵、形式和特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推进协商民主 深化政党协商：伟大的实践——关于协商民主中的政党协商

关于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了理论的探索和丰富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主张抽象的民主，发起成立时就宣传科学与民主，坚持多数人的人民民主，首先探索并创造性地建立和推行了包括各政党合作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协商民主的双重超越

国家治理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从治理视角看，西方协商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治理超越。西方协商民主力图通过对民主理念的改造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帮助自由主义民主摆脱现实治理困境和合法性危机。然而西方协商民主终究走不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框架，使其许多理论上的美好愿景难以真正转化为实践上的治理效能。与西方协商民主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有实践探索，革命胜利后又以协商的方式建国，而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党协商到政治协商，再到社会协商，最后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西方协商民主又是一种治理超越，它在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多元共治、权力监督和主体培育等方面开辟了当代国家治理新境界。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

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为弥补选举民主局限和弊端而被动产生的，它最初就是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中，在人民政协这一重要组织形式中产生的民主，是主动的民主选择，是以协商为特征的新型民主形式。作出这种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实现形式

为了应对多元文化主义,解决选举民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应运而生。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协商民主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层次多、范围广的特点。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无论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都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协商民主。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同时,还要注重发展选举民主,进而实现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共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党内协商民主的含义、价值及其彰显路径

党内协商民主作为党内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能够化解党内选举民主面临的必然困境；促进党的决策的科学化与合法化；限制“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党委权力过度膨胀；培育党员的民主协商意识，防止党员的政治冷漠；促进党内和谐、带动社会和谐发展。发展党内协商民主，须加强党内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研究；推进党内协商民主制度的继承与革新；找准党内协商民主的突破口；实现基层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优势互补；培养党员的民主素质，培育党内协商民主文化；规范党内协商民主的程序。     

协商民主运用的前提、效益和条件

“协商民主”是西方传统代议民主基础上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发展起来的最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因为不一致才有协商，矛盾和冲突是需要协商的前提，在既有参与者中，利己主义诉求也是正当的，通过协商使不一致或妥协或让步或理解，逐步达到消气、减震和聚力的目的。协商民主既提高公民素质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它能有效地弥补政府的缺陷，增强政府的人民性，使政府从形式上和实质上成为人民政府。     

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但是具有协商特点的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早就成为现实并付诸实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我们不仅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且要在更广范围、更大领域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和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更能反映偏好强度,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它的基因也深嵌在现行政治架构中。以协商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完善党内、人大、政协内部的协商民主,加强与外部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以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通过搭建博弈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配套支持。     

协商民主:重点在民主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热议。笔者更愿意从民主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其核心都是民主。在"协商民主制度"的三个构词中,协商是形式,民主是本质,制度是保障。形式固然重要,本质才是重点。因此,我们在思考"协商什么、谁来协商、怎样协商"这三个基本问题时,应当分别从体现民主本质内涵的三     

协商民主：一种新的民主观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模式.它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决策的合法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和替代.     

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理念、内涵与价值

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协商民主传统,它赋予了平等更重的份量。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的内涵体现在两个维度:从形式平等的维度来看,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体现了机会平等;从实质平等的维度来看,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还体现在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上。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体现在,一方面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道德直觉,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塑造积极公民,提高公民参与。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协商民主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定位——基于中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环境视角分析

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型的民主范式。比较分析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背景和中国协商民主推进的动因,可以发现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协商与民主"分"的可能性和"合"的现实性以及两者间不必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定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研究

20世纪后期，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调整和立宪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一股新的民主思潮——协商民主在西方迅速崛起。1980年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概念，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詹姆斯·博曼、乔·埃尔斯特等分别出版和主编论述协商民主的专著，使得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探讨不断升温。     

党内协商民主对完善党内选举民主的现实价值研究

党内选举民主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和基本环节,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党内协商民主作为党内民主的一种现实形式,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决定了它能够成为完善党内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党内协商民主能够克服党内选举民主在功能上的一些局限,也能缓解党内选举民主的压力,并能弥补党内选举民主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     

协商民主与中国乡村治理

目前,协商民主已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与实践,它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和启示,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其实质是要由"民主"走向"协商",从而追求更真实的民主;而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思路应是如何由"协商"走向"民主",从而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具体则可从主体性路径、结构性路径以及体制性路径等不同层面推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初探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总结其基本经验，则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诉求。从总体上说，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政权机关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平台；基层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形态，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