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以不作为人负有一定作为义务为要件,而先行行为是不作为人负有作为义务的根据之一。先行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的行为,并且造成了特定的危险状态时,行为人才负有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包括合法行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致人死亡

随着我国汽车拥有量日益上升,交通事故的数量也日益增长,交通事故后肇事司机的逃逸已经成为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刑法第133条把"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一个量刑加重的情节,提高了其法定刑的幅度,为司法机关严惩这种犯罪做了保障,但立法忽视了逃逸行为的复杂性。针对逃逸行为的主观罪过的复杂性,对逃逸致人死亡和不作为杀人的范围进行详细区分和比较之间的不同,可以避免外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有不同的理解,对逃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杀人提供理论支持。     

不作为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上规定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造成刑法上规定了法定刑后果的犯罪形态。通过对比国内外立法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当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来源之一;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紧急情况无法律"的情形。     

浅析“宋福祥”案

“宋福祥”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夫妻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违背救助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众说纷纭。通过深入分析可知，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那么夫妻间就更加有救助义务。在其妻子自杀的情形下，宋福祥应当竭尽所能的阻止其自杀，但是宋福祥当场却没有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违背了他对妻子的救助义务，其行为构成了不作为。同时在认识到自己的见死不救会导致李霞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宋福祥既没有劝阻，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助措施，就充分暴露了其放任李霞死亡的心态。因而宋福祥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心态，齐备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犯性质探究——以宣扬恐怖主义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为例

恐怖活动犯罪特别是宣扬恐怖主义罪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在司法认定中面临过度犯罪化和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统一的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缺乏犯罪目的的考察,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恐怖活动犯罪设定为目的犯。参考不作为犯的分类,可以将恐怖活动犯罪分为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和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主要影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即间接目的犯的认定。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目的可以采取司法推定的方法,恐怖活动犯罪作为目的犯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犯罪,同时也要在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方面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具体考量。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量因素初论

定量式规定构成了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刑法分则罪名立法模式的重大区别。犯罪定量因素的本质在于其体现了行为达到应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基本犯既遂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犯罪定量因素不应局限于客观的犯罪数额、犯罪结果,还应当包括犯罪动机和不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对1997年合同诈骗罪入刑的合理性思考

1997年我国刑法典修改的一个亮点就是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并归入第3章第8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这把刑法学界的热情重新点燃,对合同诈骗罪的研究迅速展开。拟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与司法适用中的矛盾入手,从国内外合同诈骗罪的立法例对1997年合同诈骗罪的独立进行审视,鉴于合同诈骗罪本身就是财产型犯罪,因此,应当将其重新归入到一般诈骗罪当中。     

试论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负有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法定义务,但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或完全履行的消极行为。从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行政不作为之救济途径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浅谈抽象行政不作为

在实践中,抽象行政不作为大量存在。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固有的消极性、隐蔽性等属性使得这种行为常被人们忽视,且危害较大。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对于抽象行政不作为不服不能直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抽象行政不作为的现有救济只有立法救济和行政权力的内部监督。应对抽象行政不作为的策略是:基于有权利(力)就有救济的法治理念,抽象行政不作为应纳入到诉讼救济范围。具体采取的方式是行政公益诉讼和行政复议。     

在行为不符合特别条款时能否排除普通条款的适用——从两个实际案例说起

在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但符合普通法条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时,由于法条之间不具有排斥关系,因而应以普通法条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以普通法条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实现刑法的任务;可以实现形式理性,利于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探析

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客观要件中处于核心地位,研究作为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分析刑法中存在的作为义务理论来看,应当从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个方面共同限定作为义务的范围。     

行政不作为探析

行政不作为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存在的。在行政行为的理论上,它与行政作为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实践中行政不作为大量存在,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造成了损害。本文拟从对行政不作为的界定、构成要件、分类等基础理论的分析出发,对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作一简略阐述。     

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     

论票据诈骗罪的认定

金融诈骗犯罪日趋严重的当今,票据诈骗罪尤为突出。本文从对票据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 目的",到间接故意能否构成票据诈骗罪,以及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方式,票据诈骗罪的界限辨析等一一进行了论述。为 票据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遏制行政不作为违法的途径

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从而使公民、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为.从制度层面完善责任行政机制,是遏制和惩治行政不作为违法现象的关键.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借贷平台刑法应对的实践反思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成了国内理财平台的繁荣,鱼龙混杂之下法律的规制虽必不可少,但又不可任意为之。从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当前刑法对借贷平台的规制无奈而又紧迫,作为平台本身吸纳资金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集资诈骗罪等金融犯罪,但是否定罪以及是构成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并无统一的标准。而借贷平台上大量的用户金融数据利益的刑法保护是当前司法的疏漏,也是立法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行政不作为违法探析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不作为违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者不能等同。在行政管理中 ,地方保护主义、“长官意志”、行政部门职能交叉、监督不力等是产生行政不作为违法的主要原因。为此 ,应逐步规范行政立法 ,改革现行行政体制 ,完善监督机制 ,切实提高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 ,才能有效地遏制行政不作为违法。     

洗钱罪低定罪率疑难问题解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洗钱犯罪也在不断滋生和蔓延。中国对洗钱犯罪的规定自1979年刑法典以来,经历1997年全面修订和《刑法修正案(三)》、《刑法修正案(六)》的有关补充,在立法上日趋完善。但其在司法实务界的实施却不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在于司法实践对洗钱犯罪各构成要件的理解仍有待商榷。有鉴于此,应着力对"上游犯罪"的范围、"明知"的理解予以规范,对上游犯罪分子参与洗钱的行为应区别情况,具体判断是否具有可罚性,不能一概以事后行为不可罚一言概之。     

浅析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

我国司法救济目前主要是针对行政诉讼救济而言,然而行政不作为案件在司法救济程序方面仍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理论上的缺失导致实践的不足。综观我国的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现状,完善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是本文核心目的所在。为了解决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面临的困境,从理论上建立可供实践操作的救济措施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论行政不作为及其治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政不作为的存在不仅严重危害政府公信力,更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行政不作为产生的原因不仅与传统文化因素息息相关,也与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公务员素质、体制机制和行政技术方法有很强的关联。因此,有效防范和遏制行政不作为应该做到: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加强相关立法,完善行政法制体系;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问责制度,健全行政救济机制;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