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觉醒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展启蒙运动、实现觉醒的导火索。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展艰辛的启蒙活动,进一步分析实现觉醒的深层次原因,即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立足儒家文化精髓,吸纳西方先进文化,通过不断启蒙,才能实现全民族的觉醒。     

英国法治传统下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与进路分析

英国在自由主义思想、自治精神与普通法经验的指导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传统。这些法治传统推动了英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并使英国形成了以法治、服务、地方自治和政治中立等为原则的独具特色的近代警察制度,也表明警察制度在形成过程中不具有自主性,而是由法治传统决定了警察制度的特点。而警察制度的发展在为法治建设提供保障的同时,又对法治的现实运作提出问题与挑战,以此形成法治传统与警察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并进而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著者在为该书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本书是1990年我在费城关于《合理性与历史》这个题目所作的一次讲话的扩充。另外两位小组讨论发占人迈克尔·穆莱（Michael Murray）和列泽克·柯拉可夫斯基（I．sszek Kolakovski）都认为从事合理性的探讨以及客观性，乃是属于已告结束的那个近代时期的一种幻觉。穆莱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立场出发，宣称启蒙运动的事业及其对于某一种主义的真实性的信念它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并且在某种限度之内是被人类的智慧所塑造的，是为人问的和人道的目的而服务的——已经破产了。     

"东学西传"述评(上)

明代至清中叶的"东学西传",经历了译介引入阶段、研究化用阶段."东学"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对西方发生过深刻影响;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与阐发均极为匮乏.当前,研究"东学西传"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人类在新千年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莫大的意义.     

3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书目概览

<正>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事件。90年来,有关"五四"的研究逐渐深入,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思想逐步解放,"五四"     

论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下的科技理性及其异化

18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理性崇拜是启蒙运动以后人们为摆脱教会统治,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兴起的思想运动。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把科学和理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理性的地位以至于超过了人性,并以此形成了一系列近代理念:诸如人的主体性、机械化的自然观、自然被人驾御等。因为片面地追求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和人类改造自然的功利思想,理性的正面意义已经从唤起人类智慧背离为异化人文主义的思想。批判理性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它的批判和否定的功能,重视人和人的存在,关心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作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理性原则从宗教束缚中解放了人性,确立了人的价值。但过度的理性反思反而变成了对人性的新的束缚。工具理性的思想将对自然的控制转移为人对人的束缚,压抑着本该得到解放的人性。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经过多年探索,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形式、载体和内涵有所创新,取得了成绩。但较之于城市,农村还处于法治建设的"低洼地"和"破碎地段"。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才能得以有效推进。     

追寻“百年新新”能那一段历史剪影

“我的先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那些明白、清楚的著作，陪伴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当时是台大史学系本科生，曾经拜见过先生三次，对他平易近人的民主风度，印象深刻，心存感激。”     

法治公信力的建构及其价值

法治中国能在根本上保证实现"中国梦"的凝聚力。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系统结构涵盖法律权威、信号传递与信任机制三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法治方式可分立法方式、执法方式和司法方式,法治方式的优化有助于法治公信力的提升。法治公信力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法治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目标,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与条件。从理论上看,建设法治文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如果说法律制度是硬件建设,那么,法治文化是软件建设。因为法治文化关系到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民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与价值判断。所以,建设法治文化不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基础与条件,同时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难点与战略支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大的历史性机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治只能搞盛世幻象。几千年封建专制史,有法律无法治,历代王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近代中国没能走出历史困境,法治不彰是重要原因。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     

弗格森的自由观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主将之一的弗格森那里,自由问题也是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总的来说,弗格森的自由观更倾向于积极自由式的自由观,他的自由观与共和主义思潮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有相当的距离。     

试论法治及法治环境的内涵

对正在形成之中的城市法治环境理论体系来说,对基本概念的诠释和厘清是建立一套严谨而科学的概念体系的必经程序。当代国内法学界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主要还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侧重于对法治要义的揭示。法治实际上可以从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两方面来界定。法治是一个价值性很强的概念。法治既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现实化的、可操作的客现运动。法治环境则指存在法治主体之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法治建设、法治过程与效果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在界定城市法治环境的范围时,还要更多着重于与法治建设本身联系最紧密的因素。     

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

在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号召的新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建设新文化原则,尤其是对文化民族性和大众化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基础。     

法治文化如何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建设的提出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具体政策目标。法治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优秀类型,对法治中国的建设起着引导、补充作用。文章从提升主体的法治文化素质、打造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吸收和萃取法治文化理念、营造互助合作的国际法治文化环境等方面探讨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方法。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及其养成

本文开篇对法治、法治思维、依法治国等几个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对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与改革等基本关系作出厘清,然后采取虚实结合的写法,既有理论概括,也有古今中外的例证,还有武汉地方法治建设的情况介绍,初步回答了领导干部法治新思维养成的六点内容、三大特点,提出了领导干部如何养成法治思维的四种方法及途径,最后提出了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应当正确处理的五重关系问题。     

论我国公民法治信仰的构筑

法治信仰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石。但是由于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特殊的历史原因、法律运行的失调以及法治宣传教育的重心偏离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公民尚未普遍具有法治信仰。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应该把国民法治信仰的构筑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通过确保法律的高效运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良好行为示范以及调整法治宣传教育的重心,帮助国民尽快树立法治信仰。     

语境下的法治——评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

什么是法治?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一般而言对法治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形式论述声称,法律的来源、制定与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实质论述主张,法律的内容,必须受某些实质要件的限制;综合论述则强调,法律的形式与实质要件不可偏废。主张法治应以形式要件为重的论点,可统称为形式法治理论,而主张以实质要件为重的论点,则称为实质法治理论。在当代西方的法政论述中,不乏对这两种理论做深入学理探讨的研究,其中尤以美国法学者塔玛纳哈所做的比较分析,最为完备周延。"[1]本文选取塔玛纳哈在《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对于法治理论构想的分析为基本切入视角,结合塔玛纳哈在此基础上所总结的法治的三个共通主题,展现塔玛纳哈理论中对一般法理学与社会-法实证主义的运用。所希望着重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经由塔玛纳哈的社会-法实证分析,将法治置于历史、社会与政治语境下的理解。     

浅谈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理论上认清并在实践中解决好“依法治国”的前提、核心、重点、保障等几个问题 ,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从“立法中心主义”到“执法中心主义”——法治转型的路径思考

<正>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在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治设施逐渐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