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关系探析

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在字面表述以及个别内容上有别,但实质上都是刑事政治。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内容,但作为法的构成要素,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原则要素,刑法的其他法条,或属于概念性要素,或属于规范性要素。刑事司法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从形式上分属于非法律的法与法,但具有相同的理念或价值取向,其对刑事法律适用的影响,均是通过理念或观念性发挥作用,二者之间是用刑事司法政策济刑法基本原则的不足,而不能撇开刑法基本原则直接适用刑事司法政策。     

反思刑法保障法

传统理论认为,刑法性质包括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目前,法律性质是保障法,但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看尚难成立,并与刑法谦抑性、超立法原理与刑事立法的区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分离、刑法与刑法规范的界分、刑罚的契约性、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野、空白罪状属性不合。而刑法的事先性已显端倪。     

谈骗取社会福利行为犯罪化及刑事司法应对

近年来,骗取社会福利现象愈演愈烈,欺骗形式层出不穷,社会危害性严重。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刑事司法应对的立场应坚持罪刑法定和分而治之的原则,即既要正视骗取社会福利行为调整在目前立法上的空白,适时弥补法律漏洞,也要在现阶段及时利用已有刑法规范加以积极应对。分析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入罪的理论基础、域内外刑法规制情况,可将扩大刑事司法适用范围、建立"双轨制处罚模式",完善立法规定、堵塞法律漏洞,采用宽严相济、以宽为主的刑事司法政策,作为骗取社会福利犯罪行为的刑事司法应对发展方向。     

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理性思考

在借鉴判例制度问题上 ,国内法学界持不同的观点。实际上 ,从刑事判例与罪刑法定和司法解释的关系看 ,引进刑事判例制度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罪刑法定原则所带来的不足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现状 ,可以建立刑事判例—刑事司法解释—刑法这样一个刑法规范的衍生机制。     

正本清源: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理念的重塑——从一则案例说起

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学界似乎大多倾向"民进刑退"原则,认为"这不仅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体现,更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实际上,从法律规范角度来讲,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应当区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门槛,这是立法层面的体现;一旦行为在立法层面有所规制,以立法为裁判依据的司法就...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当性考察

"宽严相济"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规范和原则制定出来的指导具体刑事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政策。它适用并诠释着相关刑事法规范所欲实现的价值选择与目标追求;该政策吸纳并体现了现代刑法的谦抑精神,符合轻刑主义刑罚理念的发展方向。从整体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又具有制定法上的合法性。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规范vs法益:基于《刑法》第13条的司法逻辑分析

我国刑法学对法益与规范之关系的理解与定位,应放在对<刑法>第13条的逻辑架构中,并以辩证分析方法和司法逻辑方法进行.犯罪概念应分析为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前者是<刑法>第13条前段的着力点,体现形式理性,也体现控诉理性;后者是"但书"的着力点,体现实质理性,也体现辩护理性.应受刑罚处罚性是规范违反性与法益侵害性的...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实证主义的刑法范式及其克服——由“许霆案”引发的思考

“许霆案”的深层问题是刑法范式问题。要避免类似司法乱象，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刑法范式。刑法观必须立足于内容与形式、正义与政策、目的与手段、公平与宽容的统一，才能实现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超越，才能克服目前实体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过程的不完整性。犯罪成立理论应当从以事实为中心转向以规范为中心，从以形式为中心转向以实质为中心。立足于此，许霆的行为应当被认为无罪。     

营商环境优化与刑事司法保障

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法治的保障,刑事司法应当以适度宽和的运行方式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秉持以下原则:在宏观层面,保持刑事司法政策的稳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对于新兴行业保持一定的宽容性;在实体法层面,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以规范保护目的限缩刑法的作用场域,以实质危害性作为行为入罪的标准;在程序法层面,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和适用应当秉持谦抑性原则,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平等保护。同时,民营企业家也应当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注重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构建,共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讲 ,网络游戏玩家账号中的虚拟装备等网络资源属于刑法财产犯罪保护的对象 ;比较目前司法实践对这一命题的否定看法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司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应当进一步协调刑法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此外 ,在成文刑法面临新的社会需求而需要积极解释适用时 ,与刑事立法一样 ,司法适用者应当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敌人刑法”思潮影响下的合宪性反思

"敌人刑法"作为一种描述性观点,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合理性。通过阐述"敌人刑法"的内涵,以及梳理"敌人刑法"在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中的体现,对"敌人刑法"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宪法层面上进行反思,以期对随之产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途径。     

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兼论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法规范结构分析的基点初论--刑法规范结构之内涵与意义探究

刑法规范结构的内涵与意义是用结构分析方法研究刑法规范的两个基点。前者主要指作为整体的刑法规范本身与刑法规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形态。后者主要在于繁荣刑法学研究,建构科学的刑法理论体系;进一步加强刑事法治建设,提高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质量;更有效地促进法治建设事业,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刑法解释的诠释学论说——刑法解释的构成解读

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是一个诠释性的概念,是指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刑法解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两者不可缺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刑事法治和司法实践的要求,而刑法解释的可能性,则是司法运作和实现法治的基础。     

海峡两岸背信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的犯罪行为,但两岸对协议中涉及的背信罪行为在刑法的罪名形式、内容表达以及行为的刑罚可责性上都有诸多差异。与台湾“刑法”规定的背信罪行为相较,大陆法律在此行为上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制。为使两岸在该行为上的司法互助得以利益均衡,实现两岸对背信行为司法互助的最佳路径是：以台湾背信罪所指涉的行为为准,比较大陆刑法规范对这些行为的法律处置,形成与台湾背信罪行为相同质的多个罪名进行司法互助;大陆未形成刑事处置之台湾背信罪行为则通过个案协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