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刑法的扩张与破局

刑法规制范围的实质扩张才是犯罪化。预防刑法立法扩张并不意味着新法益的创设,而是通过刑法的早期介入实现对法益的前置化保护。预防刑法不是风险理论的特有产物,但是,风险理论在强调对风险的防控上与预防刑法具有一致性。刑法保障人权和维护安全的双重面向应并重,预防刑法正是刑法安全价值的体现。预防刑法自身存在的法治危机如象征性立法、情绪化立法、一罪二罚等风险值得警惕,但不应过度放大。预防刑法的立法扩张应向法益中心主义复归、且不能突破罪责原则。与此同时,在我国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二元违法体系的立法模式下,预防刑法的立法边界应充分考虑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及轻微犯罪分流、出罪机制的有效衔接。     

关于差异化管理的理论探讨

差异化管理本质上是建立在多元思维基础上的精致管理,它是“划一”的无差别化做法的“反动”。本文围绕差异化管理的理论基础、实施层面,以及差异化管理中的悖论行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     

违法性的本质——以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为视角

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作为犯罪概念的一个特征存在,是一个没有实体内容、依附于社会危害性的形式概念,没有实质意义。在刑法中讨论违法性,应当探求违法性的本质。现在刑法理论一般借助行为无价值(Handlungsunwert)与结果无价值(Erfolgsunwert)揭示违法性的本质。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学派之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其背后是学者国家观、法律观的对立。我国关于违法性本质的争议始于最近几年,并在刑法学界初步形成了理论对立。     

孝文化的法律表达:亲亲相犯的差异化处置——对两起故意杀人案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基于两起故意杀人案件中亲子相犯的差异化处置,追溯我国传统法律在涉及故意杀人罪中对孝道文化价值的维系,结合现代部分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在该罪中对家庭伦理的彰显。我们认为,刑法应当对量刑实践中亲子相犯时的差异化判罚给予合法性和正当性,彰显孝道价值。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建设更应符合中国自身情况,观照中国的法律传统,符合广大民众所认可的普遍道德原则,体现法治自信。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

利益要件是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构成中独具特色的规定。从与德日立法的比较来看,我国刑法中的利益要件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职能,是反映权钱交易本质的核心要件,但以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的规定方式使我国刑法偏离了通过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犯罪本质的轨道,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和犯罪构成的解释颇费周折。利益要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平衡性,表现为利益要件的设置造成了贿赂犯罪对合性的严重失衡,无法对贿赂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利益要件的不正当性,即谋取行为作为客观方面内容本身所反映出的权钱交易特征和利益要件中利益的不正当属性。     

风险刑法本质论之解构——以传统刑法的建构基础为视角

风险刑法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多的风险所形成的刑法话语体系,其对传统刑法的构造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表现在行为结构的错位、法益内涵的虚置,以及责任主义的嬗变上,因而风险刑法的本质只是回应国民惴惴不安心情的社会治理的暴力工具,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风险,或许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会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     

地市级成品油市场差异化竞争的实践与思考

2009年以来,由于市场化的加快,成品油寡头竞争日趋激烈,价格战成了唯一的竞争手段。两大集团的市场同质化行为是价格战的基础,总成本领先是价格战策略的前提。克制价格战的有效对策是差异化竞争。实施差异化竞争,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价格战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冲击。基础性的差异化策略主要是商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区域差异化、渠道差异化。要根据具体的时空条件,发现、培育、创造和利用自身优势,整合差异化策略,"爱拼才会赢"。     

差异化治理格局下不同市场主体的刑法保护

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差异化治理结构,即在刑事法治中形成刑事制裁的差异化格局。在肯定这种差异化刑事制裁格局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如何贯彻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的问题,即实现不同身份主体之间刑罚适用的均衡。在法定刑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应在准确衡量社会危害性程度和刑事责任大小的基础上,系统性地考量不同身份主体的量刑均衡问题,进而确立合理的比例关系;在非国有主体背信类和渎职类危害行为犯罪化缺乏的情况下,应在量刑中考量这类行为的危害事实,进而在宣告刑形成中予以体现。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宪法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看似是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实则是宪法层面上刑法与民法的范围确立之争.尽管刑法与民法的目的 都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宪法上享有的权利得以充分落实,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易确定,法律实践存在把民事纠纷拔高为刑事犯罪的问题.刑民冲突的本质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的关系探讨,最终是宪法层面的问题,刑法理论以往有关刑民交叉处理模式的讨论忽视了这一最终问题.比例原则作为宪法性原则,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思路,处理刑民交叉问题,当以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为审查标准,对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进行检验和论证,防止刑法的不当扩张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