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

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但双方并未就两国关系的定位和框架达成共识。随着特朗普政府内对华强硬派影响力的上升,中美关系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正面临严峻挑战,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在强化和扩大,在此情况下,如何管理和引导竞争是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新阶段,与中国的力与势之争是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将是未来20~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关切。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提出了新的考验。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对双方关系的主张严重错位,中美关系在经贸、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定调整,但仍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具针对性和平衡性。本文将综合广度和烈度来归纳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态势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拜登及其政府主要人员的对华认知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做出分析和判断;认为在今后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维持战略理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认清现实,理清思路,积极发挥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中美关系

后冷战时期, 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政府对外政策, 在中美关系上, 鼓吹“中国威胁 论”, 推动强硬政策, 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麻烦制造者”, 损害了两国的国家利益。新保守主 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不可能长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美关系必然回归现 实与理性。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及影响前瞻笔谈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开始显露坍缩征兆。然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政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具有全球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华发动极限施压性的"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极端强硬的执政风格,不仅招致很多国家的激烈批判和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和接受败选事实,但美国政府更迭已经无可逆转。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因政府更迭而发生的政策调整?为加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前瞻研究,2020年11月5日,本刊编辑部联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等单位召开了"美国大选后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10位专家做了会议发言。本刊选择其中3篇和另外1篇投稿摘要刊发,希望能够促进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近期美国商会对华态度的变化及影响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商会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务实推动者.2017年,美国商会对华情绪出现显著变化,首次施压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任,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后,美国商会在美国内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政府重视倾听其利益诉求并延续其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利益诉求或将直接体现下一轮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主攻方向.将美国商界的经济理性注入特朗普的“公平贸易”,以加强贸易执法做法力求在核心问题上有所斩获,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核心产业政策,确保美国投资者在华获得“公平”投资机会.美国商界对华情绪变化背后原因复杂,分析美国商界对华态度演变及影响,进而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中国政府准确制定对美经贸政策、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

经历过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中美关系的新波折,中美两国战略界都在认真思考两国关系的未来。本文从两国关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入手,总结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四条经验,然后全面评估奥巴马当政以来中美关系的最新变化,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走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若干战略思考。     

人权还是知识产权: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

克林顿政府初期处于对华政策的十字路口。冷战结束,美国全面调整对外政策,把经济放到对外战略的首位,知识产权问题凸现。而对华政策背离这一主旨,把人权作为首要目标,并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这种矛盾决定其必然改弦更张。以经贸为立足点的接触政策的确立,使知识产权问题再次回到中美关系的中心,美国经历了对华政策的一次重要转折。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其在竞选中的对华言论部分反映出美国社会基层对中美贸易的不满.以反映下层民意而当选的特朗普会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矛盾议题？目前,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和共和党主流在中美贸易层面对中国态度强硬;在安全议题上更加倾向单边主义和军备发展,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约中国的力度,中美关系在核心热点问题如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特朗普实用主义的外交思维和不按常理行事的外交风格看,中国不应对特朗普的上台抱有幻想,而应做好中美关系在未来短期内可能出现震荡的准备,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失控,同时应该本着“争取最好,不怕最差”的原则,采取主动行动,与美国就中美合作与分歧议题进行再协商和定位,为巩固甚至提升两国关系创造机会.     

新常态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2015年,中美关系的竞争与摩擦呈上升之势,一些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导向了不同的结果,与此同时,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取得成功,双边合作取得新进展并赋予两国关系以新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对两国关系更强的塑造能力。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在南海问题上失控的风险上升。下一届美国政府仍将在对华关系上综合运用接触、合作与制约、平衡两手,双边关系有可能出现局部紧张和对抗。中国将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并加强对这一关系的战术管理。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引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警惕,美国采取多重手段公开阻扰中拉合作,包括在拉美事务上频频发表反华言论、加大打击拉美左翼政权、拉拢右翼政权组建"反华阵营",并警告与中国新建交的拉美国家。特朗普政府施压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拉美国家对华态度有所调整,但从长远看,基于中美关系、美拉关系及中拉关系的本质特点,未来中拉合作仍将保持良好势头。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将继续阻扰中拉关系发展。中国应妥善应对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保证中美拉三边关系良性互动。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Trumponomics and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Since he took office,the new US president,Donald Trump,has unveiled his broad economic policy-now called Trumponomics.It emphasizes neoliberalism at home,less government regulations,more growth and weakening the welfare state.Internationally,Trumponomics embraces protectionism and nativism with a focus on US economic interests.Trumponomics caters to the lower-middle classes,a reflection of the country's current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hallenges.Trumponomics will bring uncertainty to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China should carefully study the polici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prepare contingency plans.     

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

韩国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深受日本安倍政府的影响,其主要目的在于拉拢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域内的国家共同围堵中国。由于这个反华企图,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等,导致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所以特朗普任内很难落实"印太战略"。在此认知和判断下,2017年5月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开始明确拒绝支持"印太战略"。随着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相关报告的出台,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意志日益强烈,要求韩国参加"印太战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韩国越来越需要美国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和调解韩日矛盾,再加上中韩关系逐渐恢复,所以韩国最终决定用其"新南方政策""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一再强调,此举不是"加入印太战略",而是以东盟为中心,仅围绕经济、治理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理念和扮演"桥梁国家"角色的愿望。今后韩国如何进一步回应美国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未来韩国政权的性质、拜登政府推动"印太战略"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等。但无论未来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韩国都会认识到中国和中韩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会一边倒地完全参与到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中去,而是有选择地支持与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英文）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has long transcended the bilateral sphere and i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With likely adjustments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a new US administration, China holds expectations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hile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economic ties,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resume collaboration in respons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及面临的挑战

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奉行“新门罗主义”,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干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如鼓噪“美国优先”,大打“贸易牌”“移民牌”,使前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出现全面倒退,甚至拒绝承认委内瑞拉民选总统马杜罗而另行“任命”一个代理总统瓜伊多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政治、经济格局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中国、俄罗斯等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落地生根,深化了中拉政治、经济互信;俄罗斯强硬支持委内瑞拉加剧了美俄博弈,导致美国“后院失火”的可能性增大,迫使特朗普深度调整美国对拉美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对美国究竟意味着全球战略扩张还是战略收缩,值得探讨。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不仅会影响美拉关系及美拉双方的发展,也将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本文尝试对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的现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并考察其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延续中有所调整,与冷战后历届总统相比,甚至与自己执政初期相比,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战略议题、战略手段方面都出现变化。美国通过外交、军事和经济等综合手段强化了领导亚太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其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转为指向威胁的战略布局。美国战略重心的全方位转移与中国因素和中关关系具有关联性,中国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缘起和重要内容。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地区外交战略带来新挑战。     

US and India: Emerging offshore balancing in Asia

ABSTRACT

The US and India have become closer in recent times. Compared with the last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in steady growth. Under both the Bush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s, and 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 India is receiv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US’ strategic policy toward the Indo–Pacific. India’s emergence as a credible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has brought both countries much closer. The relationship has also steadily progressed as result of China’s emergence as a potential hegemon in Asia. The US faces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its preponderant position across the Indo–Pacific and requires strong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help share the burden. In this regard, India could be the offshore balancer in Asia to counter China’s emergence as a potential hegemon in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