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相继凸显.持续增长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一度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矛盾.由于中国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博弈加强,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在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需要管控分歧、促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发展,因此,务实合作成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经贸合作竞争新态势及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总体上稳定向前发展。目前,中美经贸合作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双边贸易和投资稳定扩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地方层级合作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治理协调合作加强;另一方面,经贸摩擦成为新常态,规则之争成为新焦点,美方经贸问题政治化有新表现,营商条件之争趋于激化,新产业竞争拉开帷幕。未来中美经贸发展的基本走势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是主流,竞争是支流,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波动中稳步持续发展。中国应顺势而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新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局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应以"共享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新的合作框架,而不是以"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进行竞争或对抗。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但高程度的相互依存并未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相反,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双方经贸交往的负面效应和规则对接的利益分歧日益凸显,对彼此的威胁认知已严重损害相互信任。面对两国出现的波折,中美双方必须共同致力于构建超越确保相互摧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和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并通过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确保相互依存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当前,中美要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努力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规则体系和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基本经验

本文从构成中美两国关系的要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文交流、地区问题、全球治理,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总结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经验。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思考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确定一个符合实际的目标，这个目标定高了、定低了都不行。目标一旦确定了，就要找到主要矛盾，只有抓准主要矛盾，才能纲举目张。在解决主要矛盾同时，要控制和防止干扰因素破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应当定位于“拥有战略互信的竞争关系”，主要矛盾就是创新中美经济合作机制，干扰因素就是亚太安全问题、中美政治摩擦。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美国

在中美建交时,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没有想到两国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1979年中美接近,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动机.对美国而言,与中国搞好关系是有效应对苏联挑战,改变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弱势地位的战略需要.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深邃、实践丰富、意义重大,体现在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辩证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共生;以元首外交与主场外交为引领,扎实推进中国外交议程;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超越权力转移范式误区,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英文）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has long transcended the bilateral sphere and i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With likely adjustments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a new US administration, China holds expectations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hile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economic ties,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resume collaboration in respons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挑战与对策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欧盟数字治理:理念、实践与影响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近几年来欧盟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数字主权"的战略理念,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欧盟在规范数字市场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监管规则,成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依托于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基础,欧盟将数字治理理念推向世界,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一是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中的"欧洲色彩"愈加浓重;二是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对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塑造力不断提升;三是"消费者主权"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新特征。     

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抱负与局限

特朗普政府谋求从根本上重构中美关系,重置对华政策的前提与目标、框架与内涵、手段与方式,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涉及面广、颠覆性强,严重削弱了中美战略互信,破坏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扭转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摩擦与动荡,使两国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努力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使其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能力大打折扣。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还将出现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可塑性。对中国来说,以稳健的实力增长为支撑,以合理的利益交换为出发点,以适合时代潮流的对外政策为工具,致力于塑造良性竞争、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是当下和今后对美政策的基本思路。     

阿富汗变局后的中亚安全:大国博弈与地区合作

阿富汗与中亚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同时阿富汗问题对中亚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2021年美国仓促撤军、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中亚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引发大国为争夺地区安全和经济主导权展开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遭遇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中亚地区安全的新特征、新变化的梳理和分析,发现阿富汗变局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