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鸣中创新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

正2019年下半年,部分北京、上海等地学者聚首上海外国语大学,提议由本刊组织理论对话,并从办刊传统、大学渊源和区位便利等方面力陈理由。恭敬不如从命,本刊自2020年设立"‘中国学派’理论争鸣"专栏,至今已办三期。第一期发表了上外金应忠教授与清华赵可金教授关于"共生机遇论"与"权力政治论"的争鸣;第二期载有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与复旦任晓教授关于"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学派"的讨论;第三期展示了外交学院王帆教授与上海社科院胡键教授关于"合异论"与"和平发展学"的商榷。六位学者围绕传统与现代、普遍与特殊、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开展了富有针对性的理论交流。学术界给予了关注     

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构建

国际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并不"国际"这一问题的反思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两大方向: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霸权地位的批判;二是通过探索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破解传统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与这两方面的理论反思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其强调的理论研究重点也经历了从吸纳非西方的元素到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实现"统一的全球对话"这一转变。中国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在过去30多年间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个不同阶段。从有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讨论来看,"超越两分与推动对话"有助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并实现"二元互补",而"深入地方和走向全球"则可以使其突破"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例外论"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广范围的普适性。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之管见

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开始,欧美等西方国家便主导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鲜有东方人的身影,而西方学者发现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外交实践.因此,以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构建一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和平崛起以及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实践.     

变迁、结构和话语: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国际社会共生论”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国际关系正经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中和平崛起。对于这些新现象,中国学者发掘自身文化资源,参考西方先进理论,提出了"国际社会共生论",试图对这些新现象做出解释和提供解决之道。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全球治理为切入口,从变迁、结构和话语等几方面具体探讨国际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并论述"国际社会共生论"在解答变化和解决问题上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显著,产生了各具自身特色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等,而且都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初步形成了"中国学派"。之所以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是因为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不足和局限性,在多年间忽视和看低非西方思想文化,甚至加以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局限,解决不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产生于非西方地区的理论,其发展有三种境界:一是要独立思考并敢于质疑既有理论;二是要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探索理论;三是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学说。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并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

一个理论范式的形成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了四种范式,这意味着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努力"去西方化",寻找中国问题,唤醒中国意识,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一直很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和"问题学派"两种路径,不过,他们都陷入了各自的困惑.与西方相比,中国古典国际思想是相对贫乏的,"历史学派"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汲取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问题学派"的困惑在于如何形成对特定问题的抽象化的理论解释,即对理论假设的推理和证明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发展回望

与波澜壮阔的30年改革开放同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在不断适应全球化时代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需求中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从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研究中心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大规模引进介绍国外理论和新兴流派到探讨"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建立,从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和研究报告到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从仅仅关注和平、安全、主权等"高政治"议题过渡到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人权等"低政治"议题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还有着学科发展诸多问题与缺失,但是,在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将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同步增长。     

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以苏联为师,到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再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然后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日渐成熟。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等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孔子以道义、礼制和信誉为起点,论述了道义、礼制和信誉与国家权力、国际合作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外联系、道义至上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孔子主义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研究孔子主义有助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孔子以道义、礼制和信誉为起点,论述了道义、礼制和信誉与国家权力、国际合作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外联系、道义至上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孔子主义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研究孔子主义有助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知

"'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到底是什么"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立足中国哲学的文化根基,同时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将两者融合成新的本体论认识,以"陆王"心学的认识论作为过渡进一步论述儒家思想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认知,尝试在哲学意义上回答"‘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首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正2017年4月15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一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论坛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协办。来自南京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二十多家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六十多位学者、编辑和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以"体系、秩序与全球治理""新兴大国与国际秩序的调整""制度、     

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新趋势

随着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要求相关研究与之相适应;同时国际社会也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因此中国有责任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念与构想。中国不仅掌握了西方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并对其运用、实践乃至拓展,且尝试以新的视角与思维方式,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经验,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化、范式与路径,核心概念的创造、创新及理论性突破与拓展等层面,不断发出学术探索的声音,并在基础理论、现实应用及对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绩。     

"历史终结"论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的全球对抗淡出历史舞台,这为国际社会各种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果然,一时间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地缘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等观点;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大肆宣扬“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第三条道路”、“新干涉主义”、“霸权稳定论”等理论。这些名词各异、貌似无关的思潮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功用——为国际政治中的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造理论根据,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新秩序”。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推介一系列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理论思潮,供读者分析、比较,为加强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思潮的追踪研究和提升我国在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提供参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侧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一重点转到为实现现代化争取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为实现“和谐世界”目标而努力。总结新中国60年来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的经验教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优秀成果，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西方国际体系论探索——从科学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行为主义革命推动国际体系论的勃兴开始,国际体系逐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研究重点.本文对国际体系理论主要的学者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从卡普兰、辛格等的行为主义研究到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继而到基欧汉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观.这些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和观点,进而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国际体系论.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批判了国际关系学科"西方中心论"的现状,主张建立以多元普遍主义和世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学,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借鉴中华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有学理意义的理论建构,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开始在世界上产生学术性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呼应以及彼此间的互动,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个可操作性界定,同时也试图回应一些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和质疑。     

中西国际政治理念探源

国际政治理念和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古代就已萌芽。上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西方国际政治学。出于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浩劫的初衷,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开始对战争与和平的规律进行探索,在对前人经验和理论加以借鉴和利用的基础上,创立了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较有代表性的是伍德罗·威尔     

90年代外国学术界有关拉美国际关系的理论(上)

冷战结束后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的深刻变革对拉美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外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一　关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90年代以来 ,拉美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以及美国等国的拉美问题专家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 ,提出了新的见解。80年代拉美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有 :决策过程论、实力政治论、政治类型论、国际体系论和依附论等 1 。90年代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 ,冷战后指导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依附论的再认识。“依附论只是一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