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协商民主理念下的社区治理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是我国社区治理重要政治选择。协商民主下的社区治理求我们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网络。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党建引领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路径

面对日益激增的突发公共风险，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支撑。然而，组织体系的紊乱化、利益结构的碎片化与价值取向的抵牾化抑制了农村突发公共风险的有效治理，迫切需要通过党组织建设引领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实践中，党组织能够以高度组织覆盖、统筹协调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增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组织韧性、利益韧性与价值韧性，强化应急状态下的农村韧性治理能力。为此，党组织应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塑造坚实的组织根基。同时，党组织亦需要构筑标准化的韧性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社区韧性文化建设、创新农村韧性治理工具等，确保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效。     

空间生产视角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营造——以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为透镜

共同体蕴含情感性与空间性两个基本要素。既有的社区共同体研究较为突出社区认同等情感性要素而忽略其空间性要素,而今天的城市社区作为邻里空间,承载着各种关于空间连接、割裂与冲突的社区记忆,因而有必要把空间性带回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基于南方G市J小区电梯加装的田野调查表明：电梯加装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还是作为精神空间的价值观念的再生产过程。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要营造好社区治理共同体,就要在强调社区物理空间特征的同时,重视社区作为社会空间在丰富社会联结方式、重构社会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的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村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认同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深度渗透、社会流动频繁等原因,农村自然共同体趋于解体。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村社共同体是建立在组织化政治参与和理性化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村社共同体。本文从"难点村"治理的角度,探讨如何扩大村民自治中组织化政治参与,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培育社区文化认同等问题,从而建构"难点村"治理的村社共同体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社区情绪：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

为探索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内生性路径，基于社区的共同体属性，研究提出“社区情绪”这一概念并就此讨论，可得出相关治理策略。社区情绪是指一定时期内社区居民的共享性心理体验，它源于社区居民所具有的共性互依的社区生活需要，通过居民间交往互动，经由情绪反应、情绪推理、情绪循环与强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而生成，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从社区情绪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方面，居民基于对社区情绪的感受和理解，可通过情绪选择与表达推进社区参与，共享社区情绪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基于对社区情绪的内涵与形成机制的把握，可通过制定社区情绪指标及其监测，关注与回应社区居民的现实需要，增强社区认同与凝聚力，疏导与培育社区情绪，引导正向社区情绪，化解消极社区情绪，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新思路

村庄共同体解体的危机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关键因素,为我国村庄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村庄共同体大致历经了“自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三个发展形态,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资本也经历了从“宗族化”到“行政化”再到“市场化”的转变。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村庄“利益共同体”普遍面临衰落的局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公共空间萎缩,传统价值淡化,社区认同消解。同时,乡村社会资本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村民参与网络日趋松散,村民互惠规范日益匮乏,村庄总体社会信任度弱化。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以及维系其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我国必须努力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并积极引导其嵌入,进行社会关系和社区价值的整合,以发挥其构建村庄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作用。     

利益分析视角下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及其化解

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严重制约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成效。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分析发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存在共治困境、共同体困境、文化认同困境等问题,在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应采取参与式治理、微治理、协同治理等方式化解社区治理主体间利益冲突,最终实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协调、共存与发展的目标。     

社区心理现状与建设思路：基于对北京市G街道的调研

当前的社区治理很少考虑社区共同心理的建设,而且缺乏针对社区心理特点的调研资料。我们在北京市 G 街道五个社区开展的居民社区心理调查表明,虽然总体而言人们内心对社区的认同感较高,但是在社区行为层面,如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得分并不高;此外,不同群体这些变量上的得分有所差异。基于此,建议在北京市率先开展社区心理建设,通过设立社区标志物、开展社区间竞赛、组织社区虚拟论坛、开展党员和工作人群“回社区报到”活动等增强居民社区认同,促进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培育社区共同心理。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大数据驱动下社区治理模式 变革与路径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社区治理的新诉求,同时也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在此背景下,从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内生逻辑的契合性,解释网络时代社区行动范式应由"挂钩式"共同体转向"共生型"共同体的机制动因。并据此提出以"共生网络"模式的整合框架,通过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整体范式的转变,完善大数据社区治理开放系统要素协同机制,建构大数据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治理网络等方式,建构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网络治理新路径。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三个主要方面问题。因此,"村改居"社区建设应该从积极转换角色,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