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内涵、意义与机制

我国推进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在于有助于解决我国药品安全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药品监管”到“药品安全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治理目标体现为确保公共利益,治理主体呈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一种平等、合作的治理关系,治理手段是基于协调和参与.并从树立药品风险预防理念、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制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药品风险分担与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论企业合规管理主体规制理路的转向——从合规监管到合规治理

企业合规管理主体是企业合规的先决问题，我国企业合规管理主体存在以公司法抽象推定和以企业类型、业务范畴为标准的具体规定双重模式，呈现出内外双向扩张发展趋势，逐渐增加专业性、独立性。但在国家监管的推动下，企业合规主体的规制理路逐渐远离公司治理底色，成为国家干预、打造公司私人秩序的一种新兴形式，产生与公司治理、公司法的逻辑冲突：合规监管推进模式与公司内部组织进化规律不符；复杂、多样的合规管理主体易引发管理权力三类矛盾；重形式轻效果的规制偏好远离企业合规管理的核心；合规管理职位的专设导向与公司风险管理相剥离，增加运营成本。这证成不论是规制企业合规管理主体还是企业合规整项活动，均需改变当前合规监管模式而转向合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这就需要：合规管理主体规则的制定应遵从私法进化规律，以公司主体参与为导向；合规管理主体规则的适用应回归软法本质，以遵守或解释模式为技术手段；合规管理主体的权力配置回归公司法，以公司权力分配规则为依据；合规管理主体的规制效果评估回归公司治理，以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为标准。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药品安全:从“监管”向“治理”的转型

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论述了药品安全从监管向治理的转型。药品安全监管资源包括法律与技术标准、治理网络及技术保障资源。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法规政策滞后于监管实践,药品监管组织体系变动频仍,药品技术资源配置缺乏制度总体设计,企业、行业协会和社会第三方机构未能充分参与药品监管治理。在未来,应推进药品监管的"简政放权",合理架构药品监管组织体系,引入风险监管,强化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建构药品安全监管的合作治理网络,推进中国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重构我国互联网药品经营监管制度——经验、挑战和对策

互联网药品经营出现于上世纪末,国外形成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类监管模式。我国目前有第三方、B2B、B2C等经营类型,新业态不断涌现,然而安全状况不容乐观。现有监管制度存在立法位阶偏低、内容缺失、主体混杂和手段单一等问题。完全放开或彻底禁止互联网药品经营都不符合实际,应采取折衷的互联网药品经营监管模式。建议利用修订《药品管理法》和开展互联网药品经营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试点的契机,重构我国互联网药品监管制度的定位、理念、路径和手段。     

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合作规制

大数据时代对网络谣言的规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谣言借助网络的手段,无论是传播的方式、手段以及谣言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针对网络谣言规制已形成道德规制、法律规制、技术规制三种模式,但各有优劣,应当引入合作规制理念。在网络谣言规制主体上除了政府,还应强化网络服务商的监管责任,依靠其他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广泛参与,进行合作治理。在网络谣言治理方式的选择上,采取多元的治理方式,要坚持法治手段为底线,道德熏陶为引导、网络技术手段为保障的整合方式,从而形成制度合力来应对网络谣言。     

日本行政评价制度研究

日本为贯彻行政责任,实现行政效率化和质量化而在行政机关实行政策评价法律制度。政策评价是行政主体内部进行自我监督的有效手段,是行政决策从制定到实施、评价、修订的整个环节中的关键一环,作为管理型政府向绩效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我国,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增强、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突破传统绩效评估视野,吸收日本行政机关政策评价法的相关实践经验,以行政主体的自我规制为基础,在行政系统内部开拓有效的行政评价的途径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私合作监管的原理与策略——以土地复垦为例

土地复垦监管作为一种土地整治领域中典型公私法因素交互作用的复合行政行为,兼具管理、协作、自治属性.其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层面彰显的理念模式和自我规制层面蕴含的素质结构要求,与合作监管的价值预设是基本契合的.以土地复垦为例,探究公私合作监管的原理与策略,旨在梳理合作监管在当事人维度的双轨化规制进路,进而确立土地复垦合作监管在不同规制层面所适用的规制策略.在彰显开放性控制的理念模式方面,应厘清土地复垦合作监管所适用的系统化、多元化与过程化控制策略;在强调衡平化自律的素质结构要求方面,应厘清土地复垦合作监管所适用的利益协调与服务整合策略.进而在相应监管制度中,应当明晰土地复垦合作监管行为在命令控制型规制与自我规制层面的规范设定方向.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法律视角下我国水污染防治模式转变机制研究

面对我国水资源日渐突出的供需矛盾,2009年国家水利部提出了建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理念,并于2011年上升到国家管理层面,形成了我国现行的以政府权威管制为主要内容的水污染防治模式。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以来,我国重新调整了对水资源的监管方式,防治水污染的监管模式逐步向流域水环境统一管理、多元合作治理的模式转变。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够细化、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等原因,合作治理模式仍有许多缺憾,需要进一步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     

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

通过分析我国证券监管机构2010年至2016年间各类监管执法手段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证券监管执法侧重于威慑式执法策略。结合规制有效性和规制成本来分析,这一执法策略并未达至理想的监管效果。我国证券监管执法应当引入"精明规制"理念,调整执法策略。证券监管机构应减少对威慑式执法策略的依赖,增加顺从式执法策略的运用;实现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实现与监管对象的合作规制;尊重证券交易所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     

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之构建

农村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目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监管人员不足、检测能力不强、日常监管缺乏、多头监管效率不佳、监管腐败难以杜绝等问题.要破解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困境,就必须选择多元治理路径,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包括完善治理主体结构、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建立契约治理为主的新型法律关系三个方面,而确保该多元治理模式顺利实施,还需有日常监督、利益驱动、考评奖惩、信息公开、争端解决五大机制与之配套.     

我国社区犯罪防控模式的反思及重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犯罪这个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欲有效地防控犯罪 ,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构建必须更新防控理念 ,重新审视现行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结构及运行模式 ,实现由国内犯罪防控中心模式向国内犯罪防控与国际犯罪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单纯的传统技术防控模式向传统技术防控与高新技术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传统的对象防控模式向传统对象防控与新领域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对象漏洞防控模式向对象漏洞防控与主体漏洞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同质型主体防控模式向同质型主体防控与异质型主体防控并重模式转变     

“互联网+”与政府监管转型:机遇、挑战与对策

“互联网+”的兴起在暴露政府监管滞后的同时,也为我国政府监管转型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具体表现在监管理念的革新、监管目标的平衡、监管手段的协调、配套机制的完善等方面.面对此种机遇与挑战,为保障“互联网+”的有序推进,应全力推进政府监管转型.在监管理念上,实现由“监管”向“治理”转变;监管目标上,努力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监管机构上,整合多重监管机构的职能;监管方式上,实现多重监管方式的协调;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的作用,为政府监管转型创造良好环境.     

核电安全的法律问题研究——由日本福岛核泄漏带来的启示

日本福岛核泄漏引起了人们对核电安全的关注和反思,同时也为核电安全管理体制敲响了警钟。此次核泄漏暴露出了日本诸多如核电常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和方式滞后等核电安全法律规制问题;但其法律制度,监管体制等方面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因此我们应结合我国核电自身的发展状况、我国核电法律制度、监管体制以及核文化建设等自身特点,在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完善我国核电法律规制。     

民间金融的规制佯谬及其化解——一种软硬法规制路径的选择

民间金融的治理难题实质上内含了两种规制模式的失灵:单一的硬法规制存在阿喀琉斯式的疑似佯谬,无法走出国家中心治理观下监管反向诱致民间金融地下化发展这一困境;纯粹的软法规制则存在马歇尔冲突造成的真佯谬,无法解决社会网络治理一维观产生的民间金融声誉执行脱域问题。前者肇因于民间金融的外部监管无法消解金融抑制带来的法外运行激励,后者则始于内部软法治理有限性与现代民间金融扩张性的冲突。遵循软硬法混合规制机理,民间金融应借助差别化利率管理、选择性登记准入等手段完成对硬法规制的激励补强,通过司法强制执行完成软法规制的增程。然而,混合规制模式自身也难以克服层级阴影下国家干预与营商激励的冲突,需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网络的协同共建来形塑新型的民间金融软硬法合作规制模式。     

信用监管的行政法解读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信用监管通过诚实信用的道德蕴含和法律原则逐渐演化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具有主体的公权性、行为的外部性、信息的公共性、措施的适当性特征,发挥着确保义务履行、优化监管模式、推动社会共治的制度功能。由于缺少基本法律规范支撑、缺乏必要法律管控,信用监管须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信用监管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济等制度设计,使其符合行政法规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充分发挥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的全部功效。     

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扩大化的反思与限缩

互联网金融在规范与事实维度均存在刑法规制扩大化倾向。究其缘由,传统刑法规制模式存在秩序法益宽泛化、刑法规范抽象化、刑事治理优先化的弊端。该模式不仅会造成刑法自身机能的紊乱,而且无益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当前,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合理限缩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范围,并以金融秩序与自由并重扩充秩序法益内容,以监管科技与刑事规制联动彰显刑法独立品格,以非刑措施与刑事手段并用构建多元制裁体系,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模式的优化转型。     

我国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政府监管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思考

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模式,网络直播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如传统经济分析工具失灵、监管理论支撑不力,法律依据未成体系、监管“底气”不足以及监管模式滞后等问题。法和社会学视角下的回应性规制理论倡导纵向的监管策略和横向的监管主体间监管权分配的方案,意在构建出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的良性互动,调动各种力量参与监管过程的混合型监管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可以本土化回应性规制理论,坚持包容创新审慎干预的理念,修订完善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法律规则,明确监管机关职权、智慧化监管手段,以构建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新模式,实现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优化。     

循环经济视域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的法律调整

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际工作中,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都有内在的诉求.从循环经济视角看,我国大部分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呈现结构失衡状态,体现在治理路径末端化、垃圾循环利用形式化、源头减量边缘化和治理机制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认识、治理重心、治理核心环节资源配置以及治理工具等方面存在偏差.我国要以循环经济模式构建新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机制,需要在治理路径、法律义务主体、减量化行为模式、杠杆规制点和规制工具等方面进行法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