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是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关系发展的基石

当代的治理本质上是地方的治理。治理环境的变化促使地方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公民社区的出现和发展，更加明确了这一目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要想解决它们面临的各种难题，就必须进行合作，共同提供公共服务，这是现代地方治理的发展方向。同时，合作对地方政府和公民社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合作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张康之教授在《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中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合作治理模式,并通过合作治理去建构合作的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与合作的社会并非自然演进形成,而是人的自觉建构的产物。以建构为主线,从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两个维度对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思想作出梳理与解读。     

和谐社区：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合作的基础

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作为中国管理体制改革的建构方向,即着眼于通过社区建设来探索我国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合作模式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而实现我国"强国家-强社会"的政治发展目标。     

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善治":一种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治理"范式下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设计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即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新颖关系的一种最佳状态.依据俞可平教授关于"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解决合法性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而形成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论公民意识

对公民意识进行多角度、多层面与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都是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公民意识的内容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基本身分是公民，公民既具有国籍上（即法律上）的意义，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含义，这是从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义务角度对社会个人最基本的身分认定。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意味着他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这…     

社会合作治理的伦理观念与视野论析——《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价值述论

公共治理、公民治理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由于社会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因谋求个体理性至上,而难免让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一度陷于治理困境.<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系统提出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是对现有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的超越与扬弃.该书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从行政伦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确立了作为学科的行政伦理学所应具有的新观念和新视野,并在此过程中建构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从总体来看,该书具有体系新、观点新、跨学科、中国化、国际化、建构性等特征,体现了著者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是我国研究行政伦理学的又一佳作,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中国农民合作的历史变迁——兼论农民合作的分类

学界对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积累,但对"农民合作"概念本身的忽视影响了这些研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本文在界定"农民合作"的基础上,从形式上将农民合作分成"社会交换合作"与"集体行动式合作",并对这两种合作在传统时期、再分配时期和转型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描述与对比分析,勾画出中国农民合作的基本历史肮脉络.     

合作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转型与职能实现

20世纪中后期,社会风险度的骤增和危机事件的频发,预示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呼唤着建立起一种基于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相较于以控制导向和集权导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治理模式,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类型将会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将不会沿用管理主义的控制导向,而是建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合作地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引导合作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尤其是有效地运用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持等新型治理工具。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风险与困境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强调公安机关、当地政府、营利性安全服务组织、非营利性的安全服务组织及公民个人等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是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政府单中心供给的不足,成为推动公共安全管理民主化、社会化、分权化和竞争化的重要力量。然而,合作网络治理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安全的合作网络治理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质疑以及诸多操作层面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理念还未深入人心、多元主体还面临身份认同的合法性质疑;公共安全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可能引发公益性风险和道德风险;对合作网络治理中的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估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等。多重的风险与困境直接影响着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绩效。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及其失灵

治理不善限制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社的性质决定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治理,需要在遵循合作社性质的前提下,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民主控制与专业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成本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成员与董事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因而这一委托代理机制也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治理机制.由于其合作社性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机制存在诸多缺陷.     

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形态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论冷战后南亚地区合作——基于新地区主义的考察

冷战结束后，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新地区主义兴起。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形式．新地区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地区范畴内从相互依存与国家合作到一体化、认同与社会聚合的相互作用进程。可以以新地区主义考察为分析视角，认识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论区域公共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与合作

区域公共治理要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在于建立区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参与网络,使区域利益相关者通过面对面协商,增进共识,消除分歧,合作互动,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问题.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依赖,进行合作.     

公民社会视角下政府机构改革新论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着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五种模式。而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又是政府的载体。因此，敢府机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高度重视与公民社会的和谐。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过去没有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此点。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将政府机构改革与加快公民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使两者关系和谐，这也许是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