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异体问责展望

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各自发挥功能和优势,共同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及时有效的问责,才是更值得期待也更完善的行政问责。应当认真借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展异体问责的成功经验,通过激活问责主体、完善问责制度、优化问责环境、培育问责文化来不断完善异体问责制度,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的行政问责体系。     

法院司法问责若干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这就提出了如何进行司法问责的问题。而司法问责与原来的错案责任追究明显不同。为构建科学、有效的新型司法问责制度,应当对司法问责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从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与对象、司法问责的标准与责任形式以及建立司法责任豁免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关于建立健全公安机关问责制度的若干思考

公安机关和民警故意或过失致使职责未得到履行或是履职不到位，就存在问责的情形。公安机关问责制度的建立是推动公安工作落实的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执行力的重要保障。应当从问责事项、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程序、问责方式、问责兑现、问责救济等方面来建立健全公安机关的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与启示──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为样本

司法问责是修复因冤假错案而造成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司法问责理论缺失和制度缺憾的现状,立足中国法治国情,有必要对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实践进行考察,借鉴其有益经验,以促进我国司法问责制度的完善。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基本可以认为问责制度的设计应当尊重审判独立原理,问责组织应当具有专门性,问责措施应当突出司法职业特点,以及问责程序应当规范化、法制化。     

行政问责：运行程序与制度模型

行政问责是对政府责任进行全面追究的一种监督机制。在日渐明晰的内涵、要素与功能的基础上,行政问责的规范效应的发挥与制度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整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并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实质性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与行政生态,行政问责的制度模型应当包含行政失范行为的发现、政府责任的解释与评估、政府责任的追究以及行政问责的救济等若干运行环节。     

修改《审计法》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应当建立一种新双重领导的审计体制,即审计机关受同级人大和上级审计机关双重领导,业务上以全国人大授权国家主席垂直领导审计机关为主,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仅限于公共财政,并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官员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近几年,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事件频发,又一次"触犯众怒",这背后折射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诸多缺失,本文试分析问责官员复出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从法律、文化、监督以及民众四方面来分析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失范的原因,并试图从中国古代问责制度和西方问责制度中找寻解决途径。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探析

现阶段,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而健全的制度或机制,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或失误,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它对于增强行政问责存在的合法性以及能否有效运转、对于强化社会公众和行政人员对行政问责的认同,对于促进良好行政问责效果的产生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行政问责救济制度重要性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行政问责救济法律体系建设、救济程序、救济途径、救济配套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     

论问责的功能定位与突发事件问责

问责重在问、重在解释，因此问责不能等同于追究责任。突发事件的问责存在制度障碍，这与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关，也与问责制缺少与人大制度的联系有关。只有进一步明确问责的功能定位，克服行政问责的缺陷与不足，才能进一步提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行政首问责的实证研究

行政首问责就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最高职务层次的政府官员问责。以1978-2010年间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领导责任问责事件为参考,选取37件样本,统计分析我国行政首问责中领导职务层次、官员问责类型与事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行政首问责制度提供对策研究。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关于问责制度的思考

在理论的视野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如道德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等。问责制度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形式，存在于许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这几年在我国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根据我国问责制度的出台背景和实施现状，分析评价问责制度的施用和执行程序，从而引出对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的思考，包括建立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和明确有限问责性。     

政治问责、问责政治与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变革——读《民主问责、政治秩序与变革》

以当今代议民主制国家日益见长的问责诉求,尤其是在政治秩序尚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欧盟为研究背景,奥尔森重新审视主流的问责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并提出基于组织理论的制度视角探究民主问责、政治秩序和制度变革间的理论关系,这显要推进了问责理论的发展。奥尔森认为,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民主问责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技术性的、例行的政治问责,而在政治秩序尚不稳定的国家或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的例外和活跃时期,民主问责则易演变为操纵、形象经营、争权夺利的问责政治,这些反过来又会稳固或是动摇政治秩序的认知根本、规范根本和威权根本,从而引起制度的稳定或变革。此外,奥尔森在书中对制度、政治秩序、政治生活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定性、政治言行分离、公民参与问责、人民主权等民主问责实情问题的探讨,不乏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