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浅析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从“大家族”到“家天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家”、“国”、“天下”的内在逻辑演进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法制之洪流似已势不可挡,而于各国之传统云云,或言之甚少,或不得其要。盖一国之传统者乃一国立国之基,强国之本,绝非可有可无之附庸。若论及我国古代社会,其传统之所在或可以家、国、天下之逻辑概而言之。此三者相生相随,相辅相成,把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制阶段、封建制阶段推向君臣制阶段,不仅构建起了中国古代社会之基本政治构架,更奠定了中华文明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基调。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对“家国观念”的再认识——以对“约”的探究为切入点

国是放大了的家,家是国的微观表现。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对家国观念的认识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权力派生权利"问题的关键;在对社会秩序的运行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约的存在以及其运作,其根本思想就是家国观念。     

突出五个“坚持”做到五个“履职” 切实肩负起推进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是在庆祝建党百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闭幕后,马鞍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深入抓好贯彻落实。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彰显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心;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重启“丝绸之路”

正从合作潜力上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人口近30亿,像一条金线把世界上大多数政治自信、经济发达、资源丰富和富有国力的国家串联起来。这条新经济带的构想同古代"丝绸之路"有何不同的内涵?中国将如何重启这条西汉时期发挥了巨大商贸作用的"丝绸之路"?     

直辖市体制及其立法规制——兼论制定直辖市法的必要性

中国近30年的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中央主导型"的改革模式,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既是中央不断向地方释放政策性资源的过程,也是中央不断向地方下放权力性资源的过程.随着中央政策性资源和权力性资源释放空间的扁平化,中国改革模式有必要从"中央主导型"向"中央调控与地方创新结合型"转变;其中,汇聚了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优势资源的直辖市,已经具备了引领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能力和条件,如何充分发掘和发挥这种能力和条件,并充分认识其在中国未来体制改革中的引擎性地位,将足以影响国家改革模式的转变乃至整个改革向纵深发展.为此,制定专门的直辖市法,明确和规范直辖市的宪法地位及其与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实属时势所必需.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一项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具有残缺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运用产权理论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帝国社会中国家（君主）掌握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社会成员拥有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由此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残缺性特征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态,阻碍了清晰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因此,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全国范围内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而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统一使得君主成为一国之内最大的地主,官僚制体系主要是作为君主王权的代理者而存在,而能否控制官僚群体对社会的提取限度则成为维系帝国王朝政权存续的基本前提.     

论古代民族法制中的“因俗而治”

论古代民族法制中的“因俗而治”苏钦“因俗而治”又称“顺俗而治”是指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统治者对有着异俗、殊俗的民族，采取的依据其旧有的风俗习惯进行统治和管理的各种措施。这种政策、方针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它是为统治多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形成的。世界上的各民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