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浅析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雍、乾时处理回族事务的法律原则

法律是调整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关注。对清朝统治者用法律手段处理回族事务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很少有人触及。本文仅就雍正、乾隆两朝处理回族事务的法律原则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前辈同仁指教。一、“因俗而治”雍正、乾隆统治时期，中国当代民族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回族人口众多，“大分散、小聚居”，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有效地统治回族人民，雍、乾两朝针对回族崇信伊斯兰教、善于经商等特点，提出了“因俗而治”的法律原则。（一…     

古代明君的从严治吏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官吏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当权者的统治效能和国家的兴衰。因此，古代的许多明君很重视官吏的“作风建设”，敢于从严治吏。他们的一些治吏举措，在今天都有可借鉴之处。     

“法律至上”辩与辨——兼评“跟人不跟法”的“批示至上”

法治，不只是“用法来治”，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封建专制国家、法西斯专政国家，都有法制，都要用法来治国、制民。现代法治的本来涵义是“法的统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法不只是国家控制社会、约束公民的工具，而主要是统治国家、统治政府和政党、统治领袖人物的行...     

中国古代惩腐治贪的一些经验及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惩腐治贪的一些经验及借鉴意义何长顺，李超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它从文明社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古代中国，惩腐治贪是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从遥远的夏朝直到百年前的清代，为使国家统治能够有效地进行，...     

正确理解从“法制”到“法治”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治国的方略无非有两种，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人治，指统治者一个或少数人之统治，是一种统治者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方式；法治，则是指一国依据法律进行统治。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归结点在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后者的权力立足在法。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国，“法制”一词产生很早，在一些古代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言论、著作…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韩起祥在中国古代丰富发达的法律思想中，“公道”思想是十分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它贯穿于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对于建立和维护封建法制的统一性，保护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稳定，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清朝对边疆各民族实行的“换刑制”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对边疆各民族地区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统治方式,就其刑罚而言,既适用国家统一的刑罚制度,也有受民族传统习惯影响,在制定的民族法规中,规定了不少特殊的处罚方式。“换刑制”,就是清朝刑罚制度在民族地区实行变通的主要形式之一。清代的所谓“换刑制”,就是将清律规定的“充军”、“流”、“徒”等刑罚按其等级折合成相应的枷号刑和鞭刑,亦称为“折枷”。这种制度原为保护旗人而制定的,后来逐渐在民族地区广泛适用,成为清朝对民族地区依法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中国古代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与历史借鉴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是一条纵向传承、革故鼎新的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中央地方关系也同样沿着这条轨迹不断发展。秦统一后建帝制，“海内为郡县”;汉代实行强干弱枝的中央地方制度；唐朝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制，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二级制；宋朝总体而言，实行二府制与地方兼施制；元朝在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下，地方制度为行中书省制；明朝中央为内阁制，地方行路、州、县三级制；清朝的中央地方关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特点。中华民族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体制政治实践和理论学说催化而形成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在这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很有借鉴意义。     

汉代录囚制度兴起原因及其现代价值评析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种颇具影响的监狱管理制度。录囚制度又被后世各朝统治者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究其兴起原因，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将“仁政恤刑”的司法理念运用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个涉及修宪的问题——“被少数”的“少数民族”名称应该废止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汉族处于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存在大汉族主义,其他兄弟民族被称为“异族”或“夷狄”,处于一种被贬低、受歧视、受排斥和受压迫的地位.有的兄弟民族汉字名称还带“犬”旁,显然,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反映.其实,同是中华民族,汉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和当代都为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建设华夏大国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不论各兄弟民族人口多少,居住何处,用什么语言,在人格、人权、人道乃至人情上都是平等的,应受到同样的尊重,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写得很清楚：“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古代衙门建筑与司法之价值追求——考察中国传统司法的一个特别视角

建筑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载体，这在重视礼制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衙门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场所，是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载体。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衙门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建筑模式、规制、陈设等，无不在体现“亲民、教化、息讼”这三个中国传统司法价值追求的关键词。     

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苏钦“化外人”条是中国封建法律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据史料记载，有关“化外人”的规定始于唐朝，以后历代沿袭。明朝时该条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影响至清朝。现在学术界基本上是把“化外人...     

试论古代监察制度与当代检察制度的渊源联系

监督,《辞源》释为“监察督促”。监督一词最早出现于其《后汉书·荀彧传》:“臣闻古之谴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而鲜过者也。”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兼有治官、监督、制衡、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之效能,体现了监督之意。从监督的意义上看,不难发现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当代的检察制度存在一定的渊源联系,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法律思想的发展状况又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从欧盟的和谐发展看律师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如果说历史上各路先贤们关于“理想国”“乌托邦”的设想,都是不谙人性的幻想,那么胡锦涛书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光明彼岸。在我国古代,曾经一度出现所谓“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如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但是未来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皇权至上和专制制度之下。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形态都是以“人治”为主,我们的法律传统也只是“人治”文化的一部分,人治下的律治本质上就是治人。而律师的使命则与此大相径庭,是弘扬法治人权,保卫个体权利,制衡公共权力。律师在古代的盛世之下无法萌芽,而在构建的和谐社…     

法治、吏治：历史与现实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实行“法治”的要求。实行“依法治国”，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实行“法治”的重心之一，在于依法治吏。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曾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健全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对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习惯还是习惯法：习惯在法律体系中形态研究

习惯、习惯法与民间法是当今法学界常用的三个不同概念，用来分别指称不同的规范范畴。然而，它们在今天法学界却是最混乱的概念。习惯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不管在来源与形式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习惯法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在人类法律史上的存在却具有特殊的时代性与价值意义。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固有法与习惯，中原汉人民间各类具有规范性作用的“俗”并不用习惯法来指称，而是用“刑”、“法”、“例”和“俗”等。习惯在法律体系中成为法律的路径有两种：概括性承认习惯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法律适用时的依据和把习惯作为立法来源，写入正式的法律，上升为成文法。习惯法在法律体系结构中有两种模式：法律与习惯法并存和特定法律适用中习惯成为特定案件与事件的依据而成为习惯法。     

行政法文献巨篇——略谈清代五朝会典

就现代行政法而论，行政法是调整国家机关权利义务关系，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而中国古代社会，自有“周礼”（周官）以来，就把官吏的行为规范起来，一切都集中在专制统治之下，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是有行政法的，并且和现代行政法相通。然而中国传统法律具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以刑法为主，行刑不分。随着历史的推进，以《唐六典》的出现为标志，古代有了独立的行政法典形式。发展到清代，五朝会典最为完备。五朝会典即是《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及《光绪会典》的总称。“会典”…